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信心的伟人: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诞辰100周年

作者: 秦思宇 来源:基督时报2010年09月17日 22:03

管理学大师彼得·格鲁克的名字在经济学界可谓众人皆知,他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他在人生将要结束时,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说“20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而是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产生和20世纪下半叶大教会的发展。”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格鲁克的定位一直是“一个权威的经济学大师”,可是当《今日基督教》杂志对他进行采访,问及“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教会”时,他的回答竟然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

彼得·格鲁克诞辰100周年之际,经济学界撰稿人许宏撰文《换个角度看管理大师德鲁克——信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向世人展现了这位经济学界的天才,同时也是一位信心的伟人。

作者在文中说,一般知道德鲁克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而这却很可能是使得德鲁克不同于普通管理学家的关键所在。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自然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这也许可以归入社会学家的范畴,但德鲁克还是更强调“生态”这个词,社会环境如何能够有持续健康的生机状态。
 
在德鲁克的眼中,仅仅定睛于社会本身是不够的,社会的生命活力不止于来自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因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这个看问题的立场显然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超出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到一切的本源。

“正是在《旧约圣经》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而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态愿景》中写道,这本书称得上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宣言。

只有在对神的仰望中,人才能不绝望

德鲁克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路德宗的基督教家庭,家境优越,父亲是律师和经济学者,他常常在每周一举行宴会,邀请经济学家、律师和官员探讨问题,所以个旅客少年时就受到知识精英们的影响。

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

就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德鲁克最初的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歌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那段时间他每周都去听歌剧,并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歌剧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的空虚。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兢》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

“因为那本书”,德鲁克说,“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会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社会的生存维度。”

作者说,“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

从30到40岁,德鲁克经历了他人生中的深深的绝望。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权主义的渊源》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关于两者恐怖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几十年后被他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

德鲁克坦言,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他在晚年时说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

德鲁克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的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社会—的信靠。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认信,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神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创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然而却是要负责任和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神的拯救,相信神总是与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

只有经过苦难绝望才能达至信仰

至于信仰的实践,德鲁克说,“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望。”

对德鲁克来说,能够移民美国而不是一直在欧洲生活下去是他能够直接对现代管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前提,虽然当初他是因为撰写关于德国神学家和法学家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以及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而被迫离开纳粹德国。

在美国,人们信奉无论信仰组织还是商业组织都应避免国家滥用干涉的原则使得德鲁克可以亲眼目睹这两种组织更为充分发展的样子。信仰在德鲁克那里也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个人生活上,而是进入更深广的社会生活之中。

1943年,因《经济人的终结》—丘吉尔曾经撰写书评并推荐给英军官兵—以及稍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带来的影响力,33岁的德鲁克受邀在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考察。那时,人们的目光似乎还在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二次大战之中,德鲁克却正在进行他一生中最为后人所知的研究工作。

《公司的概念》被德鲁克自己称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把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研究的书,通用汽车公司只是一个标本。跟当时以及后来很多讨论公司的论述不同,《公司的概念》将公司还原到产生公司的特殊社会土壤中,奠定这个土壤根本的是德鲁克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看到的价值观,即,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都是服务于高于社会存在的上帝意志的工具,其中的人不是为了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恰恰相反,社会被上帝用来实现神赋予人的使命。

基督信仰是自由社会能否长成的根基

对人的尊重贯穿了德鲁克大半生的言论。几十年后,92岁的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题为“他们不是雇员,他们是人”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任何组织而言,“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这里的开发潜能很可能被理解成仅仅为了组织的绩效而把人视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德鲁克所谓的人,是他所信仰的创造主赋予的生命,人之所以有尊严有才能,是因为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形象不在于人的长相,而在于人的灵魂,正如德鲁克在《生态愿景》中所说,“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

进一步,为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就有尊严和才能了呢?德鲁克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屡次提及基督信仰是自由社会能否长成的根基,比如,他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提醒:“自由根植在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这本书被作者的很多朋友和批评家们认为是德鲁克最好的著作,也是作者认为自己写过的书中最有抱负的,因为这是德鲁克唯一一本全面描述他心目中的自由社会图景的书。

作者在文中表示,“在基督信仰中,神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而是降卑为人重新获得圣洁永恒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牺牲者,在《圣经》中,神就是爱,是爱的源泉,神创造宇宙就是出于爱,而爱的意思乃是舍己。这就是人所以有尊严和才能的来历。”

德鲁克所说“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实质上就是舍己牺牲的表现,组织的建立,不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带领人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了帮助每个生命都能够彰显爱的才能,也就是德鲁克在他的那本社会生态学家宣言中申明的:“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

在德鲁克看来,从这样的维度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不流于理想化,其实可以解决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实难题。

“根据统计学显示的规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一个组织唯一能够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成为杰出的途径是使得现有的人们产生更多的能力—即,通过对知识工人的管理产生更大的生产力。这个挑战,被德鲁克称为‘让凡人做非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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