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基督徒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逾六年 后辈赵晓发文纪念

作者: 秦思宇 来源:基督时报2010年09月22日 18:43

“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已有6年多,但他在经济学的贡献和成就却被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人们提起和怀念。杨小凯在2001年成为基督徒,将自己的信仰与学术相结合,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属灵和学术遗产。近日,同为基督徒的青年经济学家赵晓博士在香柏领导力机构官方博客上回忆这位学术和信仰的前辈。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于1948年出生在中国吉林,在湖南长沙长大,后定居澳大利亚,成为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华裔经济学家。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著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他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于2004年病逝于澳大利亚,享年56岁。

入狱十年,坎坷人生, 展现惊人才华

赵晓说,杨小凯因为在1957年被判为右派,入狱10年,1979年他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1990年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93年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1月,杨小凯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人生顶峰时患上癌症,从此踏上基督信仰路

文中提到,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2001年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却也成为他归向基督的转折点,因此他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并且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他的学术主张很好的结合。“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但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学者同行对杨小凯的评价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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