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者陈远：历史上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化贡献巨大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发展，对于历史的研究也逐渐更为客观和全面，尤其是近代史方面。

陈远是一位中国近代史学者，多年来关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生态变迁、知识分子研究等题目。虽然他本身是非基督徒，但他对历史上的教会大学尤其是燕京大学有不少深入研究。

在10月15日在17日在北京举行的“柏格理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上，陈远对比了传教士柏格理和司徒雷登二人在中国办教育的例子，“柏格理的时代和司徒雷登的时代正好反映了教会教育在中国的两个阶段：柏格理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司徒雷登是承前启后、集大成者。”

他认为，教会大学或者是教会教育来到中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鸦片战争（1840）和甲午海战（1894）。

陈远介绍说，这个阶段按照过去的说法看是“西方的列强用船坚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那个时候，在中国内部的教育也在发生变化，就是维新派开始以科举制为基础加入了西学的成分，而当时的武备学堂还有同文馆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根本还是科举制的底子。那个时候到同文馆上课的许多人还是领着的仆役前来，老师上课的时候会说“老爷，请向右转，也请向左转”。不过，事实上西方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在当时已经开始进入了中国的教育领域，后来的北京大学就是从同文馆脱胎而来。

陈远特别澄清说，“实际上很多人说北京大学的前身是燕京大学…..实际上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是北大占了燕京大学的地方。”在他看来，北京大学就是一所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教育学校，而这个时候燕京大学和教会教育还在中国刚刚开始，并且主要仍旧是作为“传教士传教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这一点大家会有意无意回避的这一点，实际上我觉得不必回避一个问题。”

而教会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也很缓慢，“比如说柏格理用了十年的时间感化了两个人受洗。”

第二个阶段是从戊戌变法（1898）到新文化运动(1919)。

戊戌变法的核心是维新，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教育方面，科举被废除了，以西学为核心的新学堂开始纷纷涌现出来，而现在我们中国的国内大学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都是在那一时期建立的，他们建立的范式都是西方教育。

而这个时候，教会教育也发生了变化，就是教会教育从传教的教育转变为教育的机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教会学校的规模都很小。”陈远介绍说，“以我研究的燕京大学为例，它第一阶段其实是三所小学校合并而来。这实际上跟教会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有关系，教会在日本传教的时候出现了战略上的失误，就是各自为战、规模比较小，其实跟教会在中国的第一阶段相类似；后来他们在日本的教育、传教都是全面失败的，教会领袖们在总结日本失败经验时就认为因为没有把力量集合起来，就失去了造就了早稻田大学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大学纷纷联合起来。”

“司徒雷登就是这个时候被任命为燕京大学的校长。当时燕京大学还没有，还是三个分着的学校，这个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经过这一番联合，中国形成了13所新教教会大学，加上5所天主教大学，一共是18所教会大学。”

第三个阶段是1920年到1937年

这是中国教育定型的阶段，也是教育制度规范化的过程，陈远认为，这个过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完成，因此事实上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未结束。但回顾历史的话，我们仍旧可以发现中国教育在上个世纪曾经历过一个高峰，“就是中国教育第三个阶段，如果狭义的讲就是从1920年到1937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教育也发生了转变，基本上到37年，当时的教会学校只有圣约翰没有完成在中国政府的注册备案，因为卜舫济校长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宗教人士，他不肯放弃学校的宗教性，圣约翰一直很晚很晚到1940年代中期才完成了在中国的注册。”

“在这一个阶段，教会学校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国教育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西方传教士传教的工具，这是教会教育在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梳理完这三个过程之后，陈远给出他的结论，“我们会发现，教会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历程，这个过程几乎是同步的。”

他认为，教会教育与中国现代化息息相关，并且教会教会对中国现代化贡献良多，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首先是教会学校的模式。中国教育在之前是没有学校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综合性的院系设置等方面的，以前是书院式，而非不是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只有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形成的时候，才能够培养真正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我认为教育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现代化的起步。”

第二，中国现代学科几乎都是从教会大学起步的。比如新闻学、社会学都是从燕京大学起步的，“这都是教会大学带给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因素，几乎所有现代化的学科都是从教会大学引进、起步，然后来到中国的。”

第三，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桥梁作用。教会大学本身就是西方人创办的学校，这也让这些学校有了国际化的天然基础，“国际化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个优势，比如当时的燕京大学和哈佛、普林斯顿都有紧密的校际联系。”

陈远介绍说，“燕京大学在1920、1930年代就聚集了来自世界的学生，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平凡的事情。燕京大学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社区，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带着不同价值观的人在这个社区里融洽得相处，这些世界观不断地碰撞。当时没有谁一定要说服谁、或者你一定要相信我的，但是在不同的价值观的碰撞中形成了普世观念。”

“这个普世观念是现代人基本的底线，没有这个普世观念和意识的人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人，也不能称之为现代公民。”陈远如此评价说。

第四，教会大学在各个领域培养了大批顶尖人才。比如经济人才、外交人才，这些人才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