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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运动浅析:保教权之下的洋大人

作者: 李道南 | 来源:基督时报 | 2017年09月15日 0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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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殖民者的船只(资料图片) 葡萄牙殖民者的船只(资料图片)

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的地盘损失大半,与此同时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大为减弱,因而在政治上对那些剩下的天主教国家更加依赖。同时因为海外殖民地的兴起,教皇更加希望依赖这些国家的海外殖民策略来扩展天主教的影响,实现天主教的复兴。天主教国家也需要宗教作为先锋,在精神上首先殖民。因此作为交换,天主教教皇授予这些殖民国家保教权。

15世纪的欧洲天主教国家中,葡萄牙海外殖民扩张最为凶猛。葡萄牙在十五、十六世纪相继殖民了非洲和亚洲的印度,并在印度设立总督府,进而准备殖民中国。所以葡萄牙最先获得在非洲和亚洲的保教权。保教权授予葡萄牙许多特权,包括所有往远东的传教士都由葡萄牙国王批准,且只能坐葡萄牙的船只从里斯本出发,并且持葡萄牙的护照前往东方传教,葡萄牙国王有权任命保教区的主教和派遣传教士。教皇的保教权实际上是向欧洲乃至全世界宣布葡萄牙殖民的合法性,也就是代表国际社会对殖民的认可。所以保教权是教皇与国王之间的政治交换。

葡萄牙占领印度之后,试图进入中国,但是正值明朝海禁时期,不得已只能租借澳门,以此作为根据地,对中国进行贸易和传教。

西班牙在十五世纪末完成国家的统一之后,作为后起强国,热衷航海的西班牙必然要与葡萄牙在海外殖民上有所冲突。双方的保教权冲突从大西洋直到亚洲的菲律宾,争夺可谓激烈。

但是,葡西两国的保教权之争恰在清朝统治中国之际,所以虽然窥视很久,但是却不能进入。到了清政府末年,王朝摇摇欲坠之时,西方天主教列强借机进入中国,开展殖民竞赛。

1858年的《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中国获得保教权,此时的保教权已经得到天主教国家的默认,而无需教皇颁布赦令。法国凭借此条约,要求清政府归还被没收的教产,赔偿在道光年间反天主教的损失,以及规定传教士可购买土地自建教堂。

之后,插手东方事务较晚的德国,借着兖州教案,入侵中国,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各国传教士由本国保护。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大刀会杀害,酿成巨野教案,至此德国窥视已久的、长期占领山东的目的得以通过保教权来实现。1898年3月6日签订的 《胶澳租界条约》中规定:胶州湾包括南北两岸陆地租与德国,租借期先以九十九年为限。准许德国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及由青岛经莱芜至济南的铁路,并准许德国在铁路周围三十公里开矿,授予在全省优先开办各企业的特权。

同时,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也先后获得在中国的保教权。

在保教权之下,传教士为本国代言,不惜排挤有竞争关系的他国传教士传教事业。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派遣堪称科学技术精英的耶稣会传教士于1688年绕开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来到中国,进入宫廷,康熙皇帝被他们展现的先进技术所吸引,准许他们留在宫廷传授西洋科技,他们有人协助清廷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有人治好了康熙多年的疾病,皇帝龙颜大悦,而这些行动都惹来葡萄牙同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嫉妒。葡萄牙希望法国传教士隶属于自己之下,受葡萄牙管理。当时时任清廷钦天监代理监副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打算没收他们的检测仪器,并禁止科技勘测,同时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科技技术。不但如此,葡萄牙还利用自己的保教权和对澳门的控制,截留法国传教士的经济津贴,致使法国传教士在中国举步维艰。当时同为耶稣会士的葡法两国,为了各自的帝国利益而互相为难,可见宣教背后的帝国较量。

除此之外,传教士个人也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地方享尽特权和荣华富贵。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主教们都采用了中国巡抚的等级制度,并且在帽顶上缀了一颗顶珠以显示自己的身份,他们每次外出都要坐着与身份相符的轿子,都有骑马的侍从和步行的随员,前呼后拥,都有一个体现地位尊崇的大伞在前面,而且每次出发和到达时都要鸣放礼炮。传教士安治泰,不仅利用帝国特权干预当地的司法审判,自己还喜欢排场。去另一个教区,信徒们手持旗子,敲锣打鼓欢迎安治泰主教的到来,甚至按照中国的官品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德国公使,向清廷为安治泰索要三品的顶戴花翎,后来又将他升为二品官员的地位,以奖励他在山东的所谓善行。

传教士利用背后的帝国享受着在他本国享受不到的特权和荣耀,这种感觉实在让人流连忘返。

传教士还利用自己帝国保教权干预中国司法。

德国圣言会的安治泰在山东传教,其发展信徒的主要方式就是为信徒干预司法,有作奸犯科的只要传教士出面,基本可以摆平,以此保护自己的信徒。1882年,数十名白莲教信徒发动起义,但因为力量单薄很快被镇压,但是这场起义却引起了全省的镇压狂潮,这时有位文人精英想起条约保护基督教徒的条款,遂加入基督教,这引起了秘密教派加入天主教的浪潮。

这造成的结果是,每年新入教的信徒大部分是需求保护的村民,而不是信仰基督教。

在山东一个地方,有一个土匪窝点,他们抢劫当地乃至更远一点的富户人家,官府屡次打击而无效果,忍无可忍的官府准备将镇子夷为平地,流放村民,这时得知消息的村民纷纷加入天主教,避免了被毁灭流放的危险。而传教士在写给本国的报告中,将此信徒的加入看成自己传教的效果,而获得本国教会的认可。

在后来义和团运动之后,对村民的调查显示,信教人员司法特权是义和团运动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并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宣教背后的帝国较量,以及宣教士本人在宣教中的心态,享受名利双收带来的感觉,以及被人前呼后拥的荣耀。这一切都为后来历次反对基督教的浪潮埋下了火药桶。

参考文献:
(美国)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许璐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远东“保教权"之争及其历史影响》,《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22卷第2期。
俞强,《鸦片战争前的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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