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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明史之视野思考耶稣对当下更新中华夏文明的意义

作者: 伊天原 | 来源:基督时报 | 2017年12月09日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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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夏文明的文明史意义

中国华夏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根本性历史作用就是抵抗和同化游牧民族,为整个欧亚大陆文明地带的文明成长奠定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何以这么定义?因为中国华夏文明历史以来面对的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来自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最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和征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个野蛮力量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和破坏性,绝大部分是被中国文明给抵御和吸收了。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中国华夏农耕萨满文明独自对抗了游牧民族的巨大冲击,但是又深受重创,直到满清时代,衰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随后开始寻求新的拯救之路。

所以,正因为有宋一代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议和政策,从而使得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横扫世界。

所以,正因为有明一代一直倾国力打击蒙古游牧民族,最终导致自身的失国和被奴役。

由于地理条件的决定性因素:

1、自然生存条件最为恶劣,

2、最为远离文明中心,

所以,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从来是最野蛮和强大的。

中国文明起源于来自阿勒泰地区的信奉萨满教的游牧征服者,形成了在终极之天的信仰背景下的自身文明体,形成最能抵御和消化游牧民族的特征:

1、没有一神论宗教的狂热,这种萨满信仰对于一神教有一种天然免疫力。

2、世俗理性文化,儒家文明就是萨满教的世俗理性化的产物,这个文明传统一直延续绵延至今,而不是像希腊哲学世俗理性主义后来被基督教所取代和淹没。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萨满教的文明:

1.华夏农耕地带萨满文明:以儒家为核心,因为萨满教没有经典和祭司集团,所以才有儒家文士以世俗伦理性经典治理社会,充当祭司角色。

2.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萨满文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清。

但是游牧民族的萨满文明处于原始状态未能世俗化和系统化,所以随后没落,接受其他宗教。

而华夏萨满文明则有自身深刻基础,在经历种种考验之后,今天仍然存有其基本底层结构。

因此,之所以华夏文明能对游牧力量构成最大的同化作用,因为两者都是来自萨满信仰的深层信仰逻辑,具有信仰逻辑的同构性,没有根本性冲突,容易接受,因此,能够消化吸收游牧民族的野性。

而游牧民族一旦接受一神教,必然更加好战而野蛮。 这种情形,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表现的极为明显,十字军战争就是这个逻辑的结果。

二、人类文明的冲突:萨满文明与亚伯拉罕诸宗教的冲突

麦金德以来,知识界思想界一直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对抗性历史,游牧民族被看做野蛮黑暗力量,从未打量过他们的信仰。而从宗教信仰的精神---灵魂层面看,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萨满教与亚伯拉罕诸一神教对抗的历史。它首先体现在蒙古高原游牧力量和亚伯拉罕宗教的冲突,随后是华夏农耕萨满文明和欧美的冲突,这构成迄今以来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节奏和韵律。

这两大信仰的根本区别在于:

萨满信仰:是生殖论逻辑。生生不息,永无休止,体现出生命的活力与绵延。体现出生命的宝贵和力量。

人死大于天,人为万物之灵,人死为神,死者为大,皆是此种观念之现实呈现。因此,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一神信仰:是创造论逻辑。由此人知道自己的源头和边界,人为自己设定了边界所在,从而认清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极限,人不能成为神。

今天,在工业化背景下崛起的现代中国,继续延续着这种历史性文明的冲突与较量。

之所以构成这种恒久性冲突,来自于萨满教对于一神教的强有力的对抗和消解。因为萨满教是未被宗教经典化和祭司化的自然神论信仰模式,没有精致的神学和严密的经典,所以透露出自由和想象空间。它对于终极之天的体验和认识,无法被宗教经典所封闭和规范。

三、一神教与游牧民族

问题:亚伯拉罕一神教能更好的抵御游牧力量吗?

从匈奴西侵到蒙古西征来看,未必。

匈奴西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而蒙古西侵,则是彻底毁灭了古罗斯文明,重创了欧洲天主教世界,使之处于惊恐万状之境地。

由此,才有马可波罗之东行,才有地理大发现之肇始。

同时,蒙古大军彻底终结了伊斯兰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转型,直至今日。

而游牧民族一旦接受一神教,必然更加好战而野蛮。 这种情形,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表现的极为明显,十字军战争就是这个逻辑的结果。

西欧现代工商契约社会文明之开始,来自于从一神教祭司宗教模式的转型和没落,从而为新文明之诞生开拓出了新空间,新方向。

这有赖于华夏文明对于游牧力量的抵抗、吸收和同化,代价惨重。

 

四、一神教之起源与未来

在地中海诸文明中,最高神皆是以偶像出现的人格神,各具威严形象,不可能产生无形象的至高神观念。

而来自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萨满教至高神---天,则是无形象的无人格的自然之神。

而旧约犹太教的上帝,则是无形象的人格神,显然是二者的综合。

因此,唯有作为游牧民族的犹太人进入地中海诸古老文明中心,才有可能产生这种无形象的至高人格神。

因此,这种亚伯拉罕一神教,显然是两大文明系统的综合产物。

但是显然,在日后的演变中,人格化成为亚伯拉罕宗教的核心特征。由此,必然与萨满之最高神自然之天形成深刻冲突。  

可以料想,因着一神教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亚伯拉罕诸一神教的结局必然是互相毁灭,同归于尽。否则,此种冲突,永无止境,遥遥无期。

 

五、华夏文明的基本结构

中国华夏农耕文明的基本结构正是在游牧民族冲击下形成的。

也正是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所以华夏农耕文明无法形成稳定的贵族体制,传统社会结构不断被打破重建,一次次推倒重来;同时,也正是为了对抗游牧民族的冲击和征服,由此形成独特的中国式文明结构:

1、不是超稳定结构,而是屡次被重建。正是这种不断打碎重建的过程,准备了一个社会结构,使得华夏文明有一种开放性,成为最能接受外来文明影响和冲击的文明系统,能够接受外来观念,并且是世俗主义的普世性观念。

2、平民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自耕农为代表的平民性文明系统。

3、世俗理性自然神论文明系统:这种非宗教性文明性特点,对于一神教,构成很大的抗拒性和排斥性。

4、文人祭司官僚系统:最早的官僚系统来自于对抗游牧民族的侵略和冲击,所以必须通过萨满文人祭司官僚系统构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整体社会结构,这种体系,形成强大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力量,从而存续至今。而儒家,则是这个文人萨满祭司体系的神学。

六、近代华夏文明的衰落

如何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

一旦来自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解除,华夏文明传统体制的力量就开始没落,因为缺乏来自对手的挑战,必然使得自身丧失活力。由此,迫使华夏文明寻求自救的出路。

这个衰落自满清部族统治体制建立以后开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到了满清时代,借着西方传教士的力量,游牧民族被彻底驯服。由于满清再也不用担心来自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打击,所以开始一心一意的驯服汉族,以致于汉族开始退化,处于相对的奴隶状态,被贬为事实上的农奴民族。

然后随着精英阶层的公羊学兴起和底层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的民族觉醒,直至今天。

事实上,如果没有英俄大博弈中大英帝国对于满清的扶持,那么满清早已垮台。整个历史路径必然重写。

因此,华夏文明的衰落,是在西方力量的参与下实现的,顺治--康熙时代满清和传教士的亲密合作,促成了对于汉族华夏文明的决定性压制,在英俄大博弈中满清又一次借助西方力量压制汉族华夏文明系统。

正是在汉族华夏文明对于游牧力量的决定性抗击和吸收之后,西欧基督教文明得以崛起,反过来与满清合作,促成近代以来华夏文明的衰落。

由此,汉族历经二百年的系统性压制和剥夺,已经被彻底驯服压制,气息奄奄,丧失生气和活力,必须彻底改造。这是当时华夏社会各阶层之共识。

七、现代华夏文明对欧美世俗文明的吸收和融合

在欧美扶持下,满清一直拖到1911年才垮台,此时,离1917年沙俄垮台已经很近,所以,满清灭亡之后华夏文明直接面临苏俄的冲击。

此时的欧洲,经历了一战,在斯宾格勒西方之没落的警告下,也已经开始了平民主义时代,以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对接中国。而在此之前的欧洲,还是一个贵族统治的欧洲,而不是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欧洲。

那时的欧洲,世俗主义的平民意识形态----也就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兴起,所以只能向中国传播欧洲传统基要主义基督教体系。然而历经百年传教,效果甚微,并且引发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和对抗,相互间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虽然义和团事件之后基督教传教迎来黄金时代,但是到了1914年一战开始,这个黄金时代戛然而止。

何以会如此?本质上而言,对于萨满教自然神论体系而言,无法接受人格化的一神教系统,是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如果是欧美传来的是一神性祭司宗教而非世俗理想主义,汉族华夏文明不会轻易接受。

因此,只有当欧洲产生世俗理想主义和救世意识形态,才会真正产生融合,这是关键。

因此,当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则迅速传播。同样,基督教社会福音派和自由派进入中国,也获得平民知识分子的倾心接受和遵循。

这正说明传统基督教并不能影响和改变中国,因为这个意识形态无法转变和摧毁传统士大夫精英阶层,并受到受到传统士大夫精英的极大反抗和阻碍。

最终改变中国的是社会福音派和马克思主义。是这两者间的合力。

八、华夏文明的未来和工商契约社会

假设,如果没有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冲击征服,汉文明将会如何呢?

必然是向工商契约社会转型。并且会发展成为全球最好的普世文明。

在历经五代的残酷之后,北宋最终和北方通古斯民族议和,檀渊之盟以后北宋工商契约社会的发展,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南宋绍兴和议之后,南宋工商契约社会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唐宋革命的产生,盖因于此。

北宋成为最早的文明史上的文艺复兴,盖因于此。

然而,一旦华夏文明开始向工商契约社会转型,传统文人士大夫儒家祭司集团的障碍性开始表露,无法提供转型的必要支撑。这一点,到了明代,随着儒家士大夫文人特殊利益集团形成,成为华夏文明向工商契约社会转型的最大阻碍。

也正是这个文人祭司阶层,一旦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在外部游牧力量打击和内部平民反抗的双重压力下,最终都导致王朝覆灭,工商契约社会推倒重来。

这个所谓士绅阶层,享有特权直到1949年方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不复存在。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了五百年。

由此,华夏文明向工商契约社会的转型才真正开始。

与此对照,地中海的工商契约社会在公元前四百年的古希腊即已存在并且一直存续发展,从而成为后来欧美基督教文明的基础结构的支撑。

没有受到来自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游牧力量毁灭性打击的西欧,得以在千年历史中酝酿、积累、沉淀,更新,最终发育出现代工商契约文明。

当这个文明一旦进入中国,立即被中国紧紧抓住,从此,再也不会放手。

这个时间点,就是2000年的入关。

从此,一个庞大的独立平民阶层开始崛起,再也无法摧毁。

纵观历史,华夏文明付出一次次新文明转型失败的代价,替整个文明世界抵挡了游牧力量的冲击,此种悲壮,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而言,意义深远。

因此,传统华夏文明的官僚系统,是抵御游牧力量冲击的最有效模式,但是却要使自身付出惨痛的代价。

九、耶稣之拯救与工商契约社会

耶稣降生于但以理预言大灾难之前夕,必然要为犹太人指明拯救的路径。在大灾难的阴影之下,道路真理生命何以成为可能?

耶稣以天国理想替代旧约地上王国,以完整生命观替代旧约的现世成功,以爱的上帝观取代旧约中恨恶分明的上帝观,从而为人类指出一条实现普世公义的更新之路。

在耶稣降生之地的加利利,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商契约社会。耶稣说,如果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监狱里出来,正是确认了这个社会的合理性。

耶稣正是在这个工商契约社会里呼召了他的门徒和跟随者,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新运动。

正是在这个工商契约社会里,独立的平民阶层在耶稣那里找到了尊严和永恒使命,从此义无反顾的跟随他直至死亡。

从历史而言,耶稣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开端:天国理想的提出和普世的爱的实践。这种因着实现天国理想的普世的爱的实践,无远弗届,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现实努力,可以视之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奇迹和神迹。

而这个实践,正是在一个工商契约社会里,才能够得以最大程度的实践和展开。

旧约确立了一个无形象无偶像的人格神,在耶稣那里,这位神承诺天国的降临和人间爱的实践的可能。这是神对于人类的责任和使命。

这种使命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殉道和复活作为关键的显明。这是神对于人的责任的最大程度的表达。

神的责任和人的努力。

从此,神---人关系进入一个全新起点,一种全新的神---人关系得以建构。

从马吉安开始,经过阿里乌斯,到路德那里,直至今日,欧洲基督教始终存在着一种努力,就是要将耶稣从新旧约中突出出来成为中心,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耶稣的终极性意义所在。

十、华夏文明之未来与耶稣

华夏文明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有终极意义上的自然之天,但是没有一个永恒性的现世导师。儒家神学作为华夏文明对应于传统农耕时代的信仰系统,无力承载华夏文明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孔子形象已然苍白。

所以,华夏文明有自然之天的终极关怀,却无法在当代现实呈现。

这种缺失,就是耶稣对于华夏文明的现实意义所在。

民国已降,当耶稣被看做一个完美理想人格,以一种公义和悲悯形象出现在华夏文明视野中,则被中国平民知识分子阶层极力推崇并加以效仿。对于华夏文明而言,知识阶层很难接受一个人格化的耶和华上帝,接受的是一个终极性的自然之天,而耶稣作为人,则是华夏文明最为渴求的导师。

由此,一个新的谱系开始形成:萨满之天——社会福音派——启蒙运动以来之普世价值观,在民国以来之华夏历史中开始融合。

随着2000年入关,一个独立自主的庞大的平民阶层得以崛起,成为中国社会之主流,迫切需要寻求自己的方向。

因此,对于华夏文明的当下与未来,耶稣意义为何?

在一个一神性祭司宗教无法被全面接受的社会中,社会的整体盼望与个体性生命的渴求中,天国降临的福音承诺和个体生命因爱与被爱而带来的幸福与自由,这种公义实现的信仰路径,呈现了上帝的责任与使命。

这,就是耶稣对于当下更新中华夏文明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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