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戈:基督教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内容摘要] 东正教在驯鹿鄂温克人中的传播和新教在拉祜族中的传播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类型,其传播的结果和基督教在这两个族群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不同的。

 

关键词:东正教；基督教；驯鹿鄂温克人；拉祜族；传播

　　　　

 

    本文涉及基督教的两大教派——东正教和新教,且称新教为基督教,即狭义的基督教。 

 

    鄂温克族分三个支系,人口最多的是索伦,其次是通古斯,人口最少的是雅库特。与东正教有关的是通古斯和雅库特两个支系,但本文只涉及雅库特。“雅库特”是俄罗斯人对这部分鄂温克族的误称,学术界一般因其饲养驯鹿而称其为“驯鹿鄂温克人”或“使鹿鄂温克人”、“鄂温克族使鹿部”等。据2007年底统计,驯鹿鄂温克人只有62户、250人。他们构成一个乡,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隶属于内蒙古根河市,乡政府驻地位于根河市区西郊5公里处。

 

    拉祜族现有人口45.37万人(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一西南部的澜沧、孟连、双江、勐海和西盟等县,其中澜沧县和孟连县分别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拉祜族分拉祜西(黄拉祜)和拉祜纳(黑拉祜)两个支系。

 

    笔者对驯鹿鄂温克人的研究始于1991年,至2010年8月已先后10次到驯鹿鄂温克人中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笔者对拉祜族调查的时间仅限于2009年8月1-6日,地点是上面提到的澜沧县,共涉及5个村落,分别是糯福村及其附近的竹朋寨和联办厂村、班利村及其附近的那德头村。其中班利村、竹朋寨和联办厂村村民全部是拉祜族,且全部信仰基督教。那德头村也是一个纯拉祜族村寨,但除70余户信仰基督教外,尚有10户保留拉祜族传统的“万物有灵”信仰。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10次对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和1次对拉祜族的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写成,同时也利用了部分文献资料,包括历史文献。

　　

    一、传播的过程

 

    东正教在驯鹿鄂温克人中的传播应放到俄罗斯文化在这个族群中的传播的整体中去理解。 

 

    驯鹿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最初的接触是在17世纪40年代,那个时候驯鹿鄂温克人还生活在位于东西伯利亚的勒拿河的上游地区。17世纪40年代,俄罗斯人占领了包括勒拿河上游地区在内的广大贝加尔湖地区,驯鹿鄂温克人开始受沙俄政府的统治。他们一方面向沙俄政府纳税,另一方面其文化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比如俄语名字。随着俄罗斯人大规模移民额尔古纳河左岸地区,驯鹿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发生贸易上的往来,而伴随着两个族群间贸易的进行,俄罗斯文化,包括东正教开始在驯鹿鄂温克人中传播。

 

    驯鹿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贸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俄罗斯商人深入到驯鹿鄂温克人居住的大兴安岭西北坡原始森林中与其进行贸易。这种方式主要在冬季进行,每年大约有两三次。另一种是驯鹿鄂温克人到额尔古纳河左岸俄罗斯人聚居的村庄与其进行贸易。这种方式主要在夏季进行,每年大约也有两三次,此时驯鹿鄂温克人就住在俄罗斯商人家中。驯鹿鄂温克人与俄罗斯商人的关系是固定的,他们相互间称“安达”(一译“谙达”,鄂温克语,“朋友”之意)。

 

    与驯鹿鄂温克人进行贸易的俄罗斯商人主要居住在两个村庄,一个村庄是位于额尔古纳河下游左岸的乌启罗夫,一个是位于额尔古纳河河口的波克罗夫卡。乌启罗夫有一座东正教堂,驯鹿鄂温克人经常到这座教堂从事东正教活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七年)时任呼伦贝尔副都统的宋小濂沿额尔古纳河考察“边务”,途中曾拜访驯鹿鄂温克人,对俄罗斯文化,包括东正教对驯鹿鄂温克人的影响有所记录:“……彼等养生送死,必至俄屯教寺,请教士诵经,……”所谓“养生送死”是指东正教七大圣事中的第一个圣事“洗礼”和最后一个圣事“终傅礼”。1929年,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曾编有《呼伦贝尔》一书,据该书称:“雅库特(指驯鹿鄂温克人)崇奉之宗教,为基督教。距今不久,尚向伊格那伸斯克教堂(在额尔古讷河)交纳款项,计每一窝铺年缴卢布三元。遇有孩童之受洗,婚嫁之举行,及追悼死者,靡不在此办理。”1938年冬季,日本人永田珍馨曾对生活在得尔布耳河(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上游地区的驯鹿鄂温克人进行过调查,并写有《使鹿鄂伦春族》一书。该书也曾提到过这座伊格那伸斯克教堂。据该书称,“封锁国境以前(指1932年日本人封锁中俄东段边界)”,驯鹿鄂温克人到位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伊格纳辛斯卡亚东正教会接受洗礼,并举行婚礼和葬礼。这个伊格那伸斯克教堂(伊格纳辛斯卡亚东正教会)可能就是乌启罗夫的那座东正教堂。

 

    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1915-1917年曾调查包括驯鹿鄂温克人在内的中国通古斯民族各集团,在其所著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除波克罗夫卡外,史氏还提到位于黑龙江畔的作为驯鹿鄂温克人行政中心的俄化村落雷诺沃,并说他们在这两个村落的东正教堂“举行婚礼,给他们的儿童领洗、登记并进行贸易”。在同一本书的另外两处,史氏也有类似的记录:“他们的婚礼是按希腊正教仪式举行……”“满洲驯鹿通古斯人处在俄罗斯人的影响之下,他们全都是基督徒。”在史氏调查中国通古斯民族期间,他的夫人曾随行,并写有《西北满洲》一文。在该文中,史禄国夫人也证实:“这些通古斯人都具有俄罗斯国籍,都是基督教徒,都接受东正教的仪式,……”另据吕光天等人1957年的调查,1918年之前,驯鹿鄂温克人每年的6月10日都到乌启罗夫或波克罗夫卡过斯拖罗衣查节,届时同俄罗斯人进行贸易,并为青年男女订婚。“斯拖罗衣查”俄语的标准发音是“特罗衣查”。这个节即圣灵降临节,纪念耶稣复活后第50天谴圣灵再次降临人间,时间是在复活节后第50天,所以又称五旬节。

 

    除了贸易,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还有一种方式,即“长期居住”。大概在1892年的时候,有一场瘟疫在驯鹿鄂温克人的驯鹿群中蔓延,只有很少的驯鹿存活下来。驯鹿是生活在森林中的鄂温克人的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由于没有了驯鹿,大部分驯鹿鄂温克人都搬离了森林,而住进了乌启罗夫。他们被俄罗斯人雇佣,男人在田里耕作,女人从事家务劳动,直到他们挣到足够的钱而从俄罗斯境内同族人中买来足够数量的驯鹿。长期居住还有一种情况,即个别驯鹿鄂温克人长期生活在俄罗斯人家中。1929年英国人类学家林德格尔在驯鹿鄂温克人中从事田野工作时遇到一个因丧母而被一户俄罗斯人收养的鄂温克族男孩。林德格尔说:“他得到的关注要多于他的同胞兄弟。”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大规模移民中国,生活在乌启罗夫的俄罗斯人大部分移民到了乌启罗夫对岸的中国奇乾村,这其中就包括全部驯鹿鄂温克人的安达。以后驯鹿鄂温克人夏季与俄罗斯商人进行贸易就到新的交易地点——奇乾了。移民到奇乾的俄罗斯侨民仍用他们原来村庄的名字“乌启罗夫”称呼奇乾。1934年6月,奇乾村的俄侨在阿列克赛·凯卡罗多夫的召集下,在当地兴建了一座东正教堂。此后一部分驯鹿鄂温克人的东正教活动便改在了这座教堂。1943年这座教堂共有教徒120余人,其掌堂司祭为米海伊尔·凯尔罗多夫。

 

     除了奇乾,这一时期驯鹿鄂温克人也同位于额尔古纳地区(指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下同)南部的杜博维村(今上护林村)的俄侨商人进行贸易。杜博维村是“十月革命”后形成的一个俄侨村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分布在激流河(贝尔茨河)以北至乌玛河的驯鹿鄂温克人在奇乾与俄侨商人进行贸易,分布在激流河以南的驯鹿鄂温克人在杜博维与俄侨商人进行贸易。1940年杜博维村建成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该教堂隶属于库力绰维村(今下护林村)的卡扎恩斯科·波格罗仁斯卡娅教堂,其司祭1943年以后由卡扎恩斯科·波格罗仁斯卡娅教堂的司祭谢·索斯柯兼任,至1955年关闭前,共有教徒1000余人。卡扎恩斯科·波格罗仁斯卡娅教堂,又名卡赞圣母教堂,建于1921年,是额尔古纳地区第一座东正教堂。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一部分驯鹿鄂温克人移民到得尔布耳河上游地区。据《使鹿鄂伦春族》一书称,伪满洲国建立后,这部分驯鹿鄂温克人每年6月到“德波瓦亚”(即杜博维)的野外设立祭坛,由来自“纳拉木特”(今三河)以东25公里的“格里乔瓦亚”(即各拉乔维,今下护林)东正教堂的司祭为一年中出生的幼儿洗礼、命名,并为一年中去世的人举行安息祈祷仪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即为驯鹿鄂温克人在奇乾建立了供销社。1954-1955年,在全国性的俄侨迁离中国行动中,生活在奇乾的俄侨全部离开了中国(不包括少数与中国男子结婚的俄侨妇女)。但俄罗斯文化并没有在包括奇乾在内的额尔古纳地区消失,因为从一开始这一地区俄罗斯文化的承载者就有两个族群,一个是俄侨,一个是中俄混血人。俄侨走了,但中俄混血人还住在当地。1957年政府为驯鹿鄂温克人在奇乾建立了民族乡。同年有8户驯鹿鄂温克人在奇乾“定居”。1960年秋又有18户“定居”。至此,尚未定居的驯鹿鄂温克人只剩下5户。从此以后俄罗斯文化在驯鹿鄂温克人中的传播又多了一个新的途径,即通婚,共有4名中俄混血女子嫁与驯鹿鄂温克男子。

 

    俄罗斯文化在驯鹿鄂温克人中的传播基本持续到1965年,这一年驯鹿鄂温克人赶着驯鹿在大兴安岭的原始密林中走了两个月,到达位于额尔古纳左旗(今根河市)北部的敖鲁古雅河畔,建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那5位嫁与驯鹿鄂温克男子的中俄混血妇女随驯鹿鄂温克人一同迁到了敖鲁古雅。2003年8月,政府对驯鹿鄂温克人实施“生态移民”,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政府所在地搬到现址。

 

    拉祜族传统上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有大大小小数十种“神”或“鬼”,其中天神“厄莎”居众神之首。明中叶,一部分与傣族毗邻的拉祜族受到小乘佛教的影响。清初,汉传佛教传人拉祜族,并逐渐形成了与拉祜族传统的社会统治形式相结合的政教合一的局面。清中叶以后,在拉祜族持续不断的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中,佛教作为号召人们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拉祜族群众中得到较快的传播和发展。清末,由于拉祜族起义的最终失败,除了一部分拉祜西,在大多教拉祜族地区,佛教丧失了过去政教合一的形式,并逐渐衰落下去。

 

    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全境后,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在中缅边界缅甸一侧的景栋等地建立了传教点。1900年前后传教士永伟里等人开始到靠近缅甸边界的拉祜族中传教。1905年永伟里在双江县发展了一批拉祜族信徒。民国初年,永伟里获准在云南境内传教。1919年永伟里在双江县帕结寨建立了拉祜族和佤族的第一座基督教堂。1921年永伟里在澜沧县糯福寨后面的山上建立了一座教堂。该教堂为木制,采用拉祜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风格,但平面为基督教十字架式,其内部装饰也为基督教式。该教堂成为浸信会在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中心教堂。这一年,出于传播基督教的需要,永伟里用拉丁字母为拉祜族创造了文字。从此以后,基督教在拉祜族中传播迅速,至1950年,仅在澜沧县就建起76座教堂,信教群众达1万人左右(包括佤族在内)。

 

    徐永福,1931年生,拉祜族,澜沧县文东乡人。17岁时为躲避国民党抓兵其父亲带领全家逃到班利村。这一年徐永福在当地建于1927年的基督教堂经一个叫卡宝的牧师(黄拉祜人)洗礼,成为基督教徒。有一年永伟里从糯福村到双江传教途径班利村,徐永福见到了永伟里。

 

    1949年永伟里被中国政府驱逐到缅甸境内。1958年班利村教堂的掌堂牧师卡宝去缅甸,徐永福遂成为该教堂的负责人。1961年徐永福被推荐到南京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一年,成为传道员。“文革”开始后拉祜族地区的教堂被封闭,于是信教群众将活动地点改在了家庭,秘密地信奉着基督教,而徐永福也秘密地扮演着传道员的角色。

 

    1979年班利村率先恢复了正常的基督教活动。最初是在一户拉祜族的家中。1980年建起一座简易的教堂(原教堂毁于一场火灾),后几经改建,至2001年发展为现在的规模,而徐永福也于1983年晋升为牧师,并经常到糯福大教堂主持那里的活动。

 

    现在澜沧县共有拉祜族牧师3人,长老3人,而传道员则遍布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村庄。3个牧师除徐永福外,另有一个女牧师段三妹(42岁)也住在班利村,她是徐永福一手培养起来的,现在是澜沧县基督教会的会长。 

    现在基督教取代传统的宗教信仰在拉祜族中仍在逐步地向前推进,比如在那德头村,就有2007年才皈依基督教的家庭。

　　

    二、传播的方式与类型

 

    为方便论述,我们不妨称东正教在驯鹿鄂温克人中的传播为个案Ⅰ,基督教在拉祜族中的传播为个案Ⅱ。我们发现个案Ⅰ和个案Ⅱ具有完全不同的传播方式,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类型。

 

    首先,个案Ⅰ表现为两个相邻族群间长期、持续的接触和影响,这在人类学上称“涵化”。其中被涵化者为驯鹿鄂温克人,涵化者为俄罗斯人。最初俄罗斯人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左岸的俄罗斯境内,“十月革命”后移民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境内,成为虽然生活在中国却仍然拥有俄国国籍的俄侨。1924年苏联与中国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部分俄侨变更国籍成为苏侨,一部分俄侨不愿加入苏籍而沦为无国籍侨民。其实作为涵化者,除俄侨外,尚有中俄混血人。我们不妨在这两个族群之上再冠以一个更大的族群称谓——“俄裔”。

 

    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两个族群仅一河之隔,而且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两个族群又生活在了同一个地域中,即本文所说的“额尔古纳地区”。

 

    驯鹿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接触早在17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其后随着驯鹿鄂温克人迁移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国境内,他们与俄罗斯人的接触以及俄罗斯文化对其文化的影响一度中断了。从19世纪40-50年代开始,这种接触和影响又得以继续,并且一直持续到1965年。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离开了中国,但由于中俄混血人的存在,这种接触和影响仍在继续。

 

    与个案Ⅱ相比,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在长期和持续地与俄裔的接触中,驯鹿鄂温克人从其文化中借用了太多的东西,涉及其文化的一切主要方面,反过来说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或者说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改造。除了宗教信仰外,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在语言、饮食和服饰等三个方面也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早在1907年驯鹿鄂温克人即已“粗知俄国语言文字”,直到今天一部分50岁以上的驯鹿鄂温克人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另一方面,驯鹿鄂温克人所讲鄂温克语中也掺杂了一定数量的俄语借词,从而使鄂温克语的雅库特方言有别于索伦方言和通古斯方言。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的影响最有意思的地方是饮食。作为狩猎民族,过去驯鹿鄂温克人主要以兽肉为食,与俄罗斯人接触后,改为主要以“列巴”(面包)为食,俄罗斯人吃列巴时常伴以牛奶或由牛奶和砖茶(或红茶)制成的奶茶。驯鹿鄂温克人没有奶牛,自然就没有牛奶,但他们有驯鹿,驯鹿也产奶,且浓度远远高于牛奶。一般情况下,驯鹿鄂温克人不直接饮用驯鹿奶,而是把它与砖茶(或红茶)一道制成驯鹿奶茶。大兴安岭夏末秋初会出产大量的蘑菇和各种野生浆果,驯鹿鄂温克人就模仿俄罗斯人的做法将蘑菇制成酸蘑菇,将野生浆果制成果酱。标准的驯鹿鄂温克人的日常饮食是用切成条状的列巴蘸果酱,同时佐以驯鹿奶茶。驯鹿鄂温克人的服饰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其固有系统,一个是从俄罗斯人那里借用的系统,一个标准的驯鹿鄂温克妇女的俄罗斯打扮是内穿连衣裙(“布拉吉”),外罩西装,头戴小方巾,而这种小方巾及其独特的戴法乃是东正教的要求使然。按着东正教的规定,妇女在东正教堂中必须佩戴小方巾;如果一个妇女在前往东正教堂前头上没有戴小方巾,她也必须将它带在身上,而在进入教堂前将它戴上;如果她忘记带了,她必须从别的妇女那里借一块,否则她不被允许进入教堂。

 

    与个案Ⅱ相比,俄罗斯文化与驯鹿鄂温克文化之间的涵化还具有相互性。林德格尔在发表在1938年的《美国人类学家》上的论文《一个没有冲突的文化接触:驯鹿通古斯与满洲西北部的哥萨克》中谈到了驯鹿鄂温克文化与俄罗斯文化涵化的相互性。比如俄罗斯人在收割机上竖起的圆锥型的操作室很象驯鹿鄂温克人的“斜仁柱”(一种圆锥型帐篷)。在另一篇文章《西北满洲与使鹿通古斯》中,林氏还提到俄罗斯刈草人模仿驯鹿鄂温克人的“斜仁柱”所搭建的圆锥型帐篷,并且还附有这种帐篷的图片。甚至这种尖顶的小帐篷是以白桦树皮为遮盖物的。“为了防止狗和野兽”,俄罗斯人还从驯鹿鄂温克人那里“学来一种方法,修建一个高的平台,用来储存食物”。林氏还提到冬季俄罗斯人穿的皮衣在制作方法上与驯鹿鄂温克人的很相似,并且很愿意为自己的小孩穿这种皮衣和驯鹿鄂温克人的靴子。1930年杜博维村的俄罗斯人为躲避俄罗斯土匪的袭击(指发生于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当地人称“跑反”)曾全村逃到森林里时,一位曾经在驯鹿鄂温克人中生活过的俄罗斯妇女教其他人如何不使用烤炉而采用驯鹿鄂温克人的方式烤制列巴。但与驯鹿鄂温克人从俄罗斯文化中借入的元素相比,俄罗斯人从驯鹿鄂温克文化中借入的元素要少得多。

 

    与个案Ⅰ相比,个案Ⅱ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首先,在个案Ⅰ中,涵化涉及两个族群,而在个案Ⅱ中,虽然涉及两种文化,即拉祜族文化和英美文化,但不涉及两个族群,只有拉祜族一个族群,英美族群只涉及到个别传教士,其中主要包括永伟里及其夫人和子女。并且在1949年,英美族群中的个别人士又退出了这个传播的进程。与个案Ⅰ相比,个案Ⅱ的两种文化在地域上相距遥远,一个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一个远在大洋的彼岸。

与个案Ⅰ所表现出的持续性不同,基督教在拉祜族中的传播在“文革”中基本已中断。

 

    与个案Ⅰ所表现出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不同,英美文化在拉祜族中的传播只涉及宗教信仰一个领域,如果有其他元素,那么这些元素又都与宗教信仰相关。

 

    与个案Ⅰ中涵化双方的相互性相比,个案Ⅱ中的双方不具有相互性,即只有源自英美文化的基督教在拉祜族中传播,并无拉祜族文化向英美文化的反向传播现象发生。其实永伟里等人也从拉祜族文化中借入了一些元素,比如拉祜语,但会讲拉祜族的毕竟只是个别人,而与整个英美族群无关。

 

    尽管只有个别传教士在拉祜族中传播基督教,但在很多地方,基督教完全取代了拉祜族的原有宗教信仰,包括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自清初传入的佛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永伟里等人以及后来的拉祜族基督教领袖的不懈努力有关,而在这种力量的背后则是可以依赖的教会组织。与个案Ⅱ相比,东正教在驯鹿鄂温克人中的传播似乎与教会组织无关,而传播过程似乎表现为一种“无意识”。东正教传入中国始自清康熙年间在雅克萨战役中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被押解到北京,这个时间并不比天主教和基督教传人中国的时间晚多少,但与基督教的其他两大教派相比,东正教并不主动在中国人中发展信徒,而一直是一种侨民宗教,其在中国的影响自然比不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大。

 

    三、传播的结果

 

     由于个案Ⅰ和个案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播方式,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类型,因此其传播的结果也必然是不一样的。

 

    在个案Ⅰ中,1965年俄罗斯文化和东正教停止了在驯鹿温克人中的传播,作为传播的结果,东正教并没有取代驯鹿鄂温克人传统的萨满教信仰,而是与后者共处于一个文化子系统中,并且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与萨满教发生整合。就文化的主体而言,驯鹿鄂温克人既是传统的萨满教的保有者,同时又是东正教信徒。永田珍馨在《使鹿鄂伦春族》一书中也说:“他们对希腊正教的信仰就这些。而萨满教的势力也是牢不可拔的。”

除了宗教信仰这个子系统,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或子系统中,这种结果也出现了。比如在语言方面,现在一部分50岁以上的驯鹿鄂温克人既保持了本民族的语言,又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典型的双语人。并且一部分俄语借词已进入鄂温克语,与鄂温克语发生整合,成为鄂温克语雅库特方言词汇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这个方言的特征而与鄂温克语的另外两种方言区别开来。在饮食子系统中,驯鹿鄂温克人既吃列巴,又没有放弃吃兽肉,特别是在2003年8月政府对其实施“生态移民”前,当狩猎还是一种必要的生计方式,当他们还保有真实的猎民身份的时候。而作为文化整合的结果,驯鹿奶茶再典型不过了。在服饰子系统中,驯鹿鄂温克妇女既拥有典型的俄罗斯人的打扮,这种打扮与生活在额尔古纳地区中俄混血妇女的打扮别无二致,又保持了本族群传统的服饰。这种服饰其典型者为一种兽皮制长袍,其突出特点是对襟和大翻领。

 

    回到东正教上来。现在在驯鹿鄂温克人的宗教信仰子系统中,既有萨满教的成分,又有东正教的元素。而二者之所以能和谐共处于一个文化子系统中,是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分不开的。首先,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具有一般原始宗教“多神教”的特点,既然是多神,那么再多几个神又有何妨!因此“多神教”的特点总是与开放性和宽容性的特征相伴而生。对鄂温克族萨满教历史的研究表明,驯鹿鄂温克人庞杂的神灵系统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有许多神灵是从其他族群和文化中借用过来的。其次,虽然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而基督教是一神教,一神教具有不宽容的特点。但我们这里所谈的东正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正教,而是具有俄罗斯民族特点,已经充分俄罗斯化的东正教。俄罗斯人在皈依东正教前曾信仰一种原始的多神教,这种多神教具有一般多神教开放性和宽容性的特点。俄罗斯人在皈依东正教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有的多神教信仰,而是保留了这种多神教的部分元素并与东正教充分整合,从而形成俄罗斯民族东正教的特点。比如在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体系中,有一种疯癜但却具有预言能力的人,称“圣愚”。这种人物在正统的东正教中找不到,而是源自俄罗斯人过去的多神教。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他源自蒙古族的萨满。此外俄罗斯东正教对圣徒的崇拜也表明了它的开放性和宽容性。

 

    还是回到驯鹿鄂温克人的信仰系统,今天我们能从其中分离出的东正教元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圣像崇拜

 

    驯鹿鄂温克人的东正教圣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耶稣头像,一种是圣母玛丽亚怀抱圣子像,一种是圣徒尼古拉的头像。而圣像悬挂或摆放的位置要视居所的类型而定。1995年7-8月我在驯鹿鄂温克人中从事田野工作,那时除达玛拉一家住从商店买来的用于野外作业的长方形帐篷外,其他驯鹿鄂温克人家庭还住传统的“斜仁柱”。玛丽亚·索老人(女,1921年生)的家中有两幅东正教圣像,一幅是圣母玛丽亚怀抱圣子像,一幅是圣徒尼古拉的头像,这两幅圣像悬挂在“斜仁柱”内与门相对的两根“斜仁”(木杆)上,而这个地方传统上也是悬挂萨满教神像的地方。在它的下方有一个铺位,称“玛路”,“玛路”的后面则是摆放萨满教神偶的地方。

 

    2000年7-8月我再一次到驯鹿鄂温克人中从事田野工作,这时玛丽亚·索一家已改住长方形的帐篷,而她的东正教圣像也只剩下一幅了,其悬挂的具体位置是在帐篷西南角的上方。如果是在固定的居室内,东正教圣像一般是摆放在圣像台上。圣像台为一块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木板,设在居室西南角距离顶篷一尺许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与玛丽亚·索在长方形帐篷中悬挂圣像的位置是一致的。

 

    驯鹿鄂温克人过去以狩猎为生,需要不断地迁徙。现在虽然已基本不狩猎了,但出于牧放驯鹿的需要仍需要迁徙,只是迁徙的频率已大不如从前。每一次迁徙时,驯鹿鄂温克人都将东正教圣像小心地放在一个大的圆形桦树皮盒内。这个大桦皮盒传统上也是放置萨满教神像和神偶的地方。通常他们将东正教圣像和萨满教神像和神偶一同放进这个大桦皮盒内。在迁徙途中,有一头驯鹿专门用来驮这个大桦皮盒,而它要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到达新的猎营地后,当“斜仁柱”或帐篷已经搭建完毕,在将各种家什搬进去之前,要先将东正教圣像请入其内。

 

    (二)东正教教名

 

    过去驯鹿鄂温克人的小孩出生后不久即被抱到东正教堂接受洗礼,同时取一个教名。现在虽然他们已不去教堂,但仍按东正教的传统给出生不久的小孩取教名。所谓教名就是某一位圣徒的名字,这个教名也就是驯鹿鄂温克人的名字。如前面提到的玛丽亚·索的名字就源自圣母玛丽亚的名字,而达玛拉的名字也源自一位圣徒的名字。

 

    由于教名非常有限,因此重名的现象在所难免。为了加以区分,当代驯鹿鄂温克人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在年纪较轻的人的名字前面加上汉语词大、中、小以示区分,如大戈里什、大玛妮、中玛妮、小玛妮、中妮好等,二是在年长者的名字后面加上其氏族名称的汉语简写(汉姓)以示区分,如玛丽亚·布、玛丽亚·索等。

 

    (三)东正教节日

 

    东正教的节日非常多,有十二大节,但最大的节日复活节又不在其例。

 

    驯鹿鄂温克人主要过复活节,时间是每年春分后的第一个月圆日。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为“圣棕枝主日”,额尔古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称“柳条节”。对于驯鹿鄂温克人来说,这个节日非常简单,主要是到野外采来开花的柳枝,放在自家的圣像台上或插在圣像旁。复活节后第九天为“代亡人祈日”,额尔古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称“上坟节”。这一天的上午驯鹿鄂温克人会到墓地祭奠死去的亲人。他们通常还要带上一些食品和酒水,以与死者共进一次野餐。除此之外,他们也过圣诞节,时间是公历1月7日(儒略历12月25日)。

 

    (四)丧葬

 

    驯鹿鄂温克人传统的丧葬形式为风葬,即将盛有尸体的棺木放在树上。信仰东正教后改为土葬。棺木为长方形,大小以能容得下一具尸体为益,不像汉族的棺木那样大,也不如后者那样考究,所用木板很薄,且不上色。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坟墓前立木制十字架。这种十字架高一米半左右,其形状为“未”,乃东正教所特有,通常在十字架中间那个较长的横杠上用俄文写上死者的教名以及出生和死亡日期,而竖杠则用中文写上死者的教名。驯鹿鄂温克人在给死者下葬时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即每个参加下葬仪式的人在离开墓地前都要往新竖立的十字架的7个端点,即两个横杠和一个斜杠的两端、一个竖杠的顶端系一个布条。这个独特的习俗在正统的东正教中找不到,笔者认为它源于萨满教。

 

    除了这种十字架外,还有一种十字架,其形状为“未”。额尔古纳地区中俄混血人的解释是:这种十字架上面那个“人”字形是为了挡雨,因为在第一个横杠和竖杠所形成的十字的中心点的一面通常悬挂或镶嵌有小型耶稣头像,而在另一面则悬挂或镶嵌有死者的小型头像。但驯鹿鄂温克人却解释说:第一种十字架立在男人的坟墓前,第二种十字架立在女人的坟墓前。

 

    (五)婚礼

 

    东正教在驯鹿鄂温克人婚礼中的表现主要是,在迎亲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老者要手捧一幅耶稣像。新郎新娘见面后,要先吻耶稣像,然后再相互拥抱接吻。第二天早晨新郎要先回自己的家。当送亲队伍到达新郎家时,新郎及亲属要出来迎接,新郎新娘见面后握手接吻,并吻耶稣像。

 

    来看个案Ⅱ。与俄罗斯文化对驯鹿鄂温克文化影响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不同,英美文化在拉祜族中的传播仅限于宗教信仰一个领域。与个案Ⅰ相比,作为文化传播的结果,对于已经皈依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来说,基督教已经彻底取代了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体系。根据笔者2009年8月对拉祜族的调查,特别是根据与徐永祥和段三妹两位牧师多次而深入的谈话,笔者得知,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都是纯正的基督教徒,在他们的信仰中并不存在或保有其他的宗教信仰成分。基督教之所以彻底取代了拉祜族的固有信仰,一方面与基督教作为一神教的不宽容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历代传教士的不懈努力有关。

 

    不过进入到拉祜族固有文化体系中的基督教也存在一个与拉祜族固有文化系统调适和整合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拉祜族的基督教活动中结合有拉祜族传统的歌舞形式,并且拉祜族传统的民族服装在基督教活动中得以保留和展示。在对拉祜族调查中,笔者发现,在拉祜族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男子穿民族服装,而女子所着民族服装也十分简单,不外是简裙、斜襟或对襟小衫、大包头等,但这种打扮与当地傣族女子的装束很难区分。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标识的活,就是无论男女外出时身上斜挎的那种缀有五颜六色绒球的挎包。8月2日是星期天,在竹朋寨,笔者参与观察到了晚饭后在当地小教堂内举行的一个活动。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除个别老者和小孩外,参加活动的几乎所有拉祜族群众都穿上了华丽的民族服饰,这也使笔者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拉祜族传统民族服装以及它与傣族服装的区别。使笔者更感惊讶的是,唱诗班在唱诗时没有采取典型的基督教的形式,而是将拉祜族传统的民族歌舞形式结合进来,边歌边舞。为什么上述拉祜族的传统文化元素能被基督教所接纳和吸收,原因就在于这些元素是世俗的元素,不涉及信仰。

 

    其次,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在基督教取代了拉祜族固有信仰之后,也存在与拉祜族传统文化中其他元素和其他子系统相互协调和整合的问题。据笔者的观察,这一层面的协调和整合似乎也做得“天衣无缝”,仿佛拉祜族是一个久已信仰基督教的民族。

 

    四、东正教在驯鹿鄂温克人社会和基督教在拉祜族社会中的作用

 

    1965年,驯鹿鄂温克人离开额尔古纳河畔而迁居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俄罗斯文化和东正教在这个族群中的传播也宣告结束。但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涵化过程,即被汉族涵化的过程在驯鹿鄂温克人身上也宣告开始。汉族文化不但取代和改造着驯鹿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而且也取代和改造着自19世纪40-50年代开始被逐渐整合到驯鹿鄂温克文化系统中的俄罗斯文化元素。至2010年8月笔者最后一次到驯鹿鄂温克人中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时,在驯鹿鄂温克人的文化中,不但其传统文化,就是被整合进来的俄罗斯文化元素也已所剩无几。拿东正教来说,现在只有部分老年人还保有一定程度的信仰,年轻人不但不信东正教,甚至连他们传统的萨满教也不再信奉。在此情形之下,我们很难说东正教在驯鹿鄂温克人社会中还在发挥着什么作用。

 

    与个案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在拉祜族社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作用。基督教能使拉祜族脱贫致富,这话听起来有点玄乎,但事实确实如此。在去云南调查前,我从网上下载过一个资料,该资料说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自己种菜吃,而不信基督教的拉祜族花钱买菜吃。这种说法在我的调查中被证实,但不是发生在我所调查的糯福和班利地区,而是发生在位于澜沧县北部的木嘎地区。

 

    在班利附近的那德头村尚有10户不信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据说这10户人家有人得病不去医院看医生,而是请“摩巴”烧香驱鬼。摩巴一开始是杀鸡,如果不灵就杀猪,再不灵就杀牛,总之会有很多家禽和牲畜被杀掉,他们从不将它们拿到集市上出售。而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人家有人得病就去医院看医生,从不杀家禽和牧畜,于是便有许多消费不掉的家禽和牲畜被拿到市场上出售,从而为他们赢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这个例子不但是一个经济学的例证,也说明了基督教在拉祜族医疗卫生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按基督教的教规要在星期六这一天搞卫生,包括家庭和个人卫生。所谓个人卫生就是要在星期六这一天洗澡,有的人甚至能做到天天洗澡。一般说来,不信基督教的拉祜族人家大部分住在用竹席搭成的棚屋内,这种棚屋直接建在地面上,阴冷潮湿。而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人家则住在干燥温暖的干栏式建筑里。竹朋寨是一个新建的寨子,寨子规划整齐,所有房屋均为干栏式,尽管仍然采用传统的火塘取暖和炊事,但干栏式房屋的整洁程度足以让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惊叹不已。

 

    印象中,少数民族群众大都喜欢饮酒,甚至有一些民族因饮酒过度而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个案Ⅰ中的驯鹿鄂温克人。但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已基本杜绝了饮酒现象。2009年8月4日,我住在班利村段三妹牧师的家中。那一天是段牧师家的打谷日,她的丈夫——班利村唯一的傣族人率领七八个年轻的拉祜族小伙子在场院上打了一整天于不久前刚刚收割下来的稻谷。傍晚这一行人等回到段家已是筋疲力尽。我想这些人晚饭一定要喝许多酒以解除一天的劳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不但没有喝酒,饭前还在段牧师的率领下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餐前祈祷仪式。

 

    澜沧县地处中缅边界地区,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吸食毒品的不在少数,但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没有吸食毒品的。现在当地政府在禁毒、禁酒乃至发展经济上都十分依靠基督教会。如果有人吸毒了,政府就与教会沟通,希望教会出面做工作,一方面是劝说吸毒者戒掉毒瘾,但最根本的还是劝说他皈依基督教。有一种说法,说那些至今不肯皈依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是不想放弃饮酒的习惯。

 

    2009年8月2日我在竹棚寨,当晚饭后的那场基督教活动结束后,让我没想到的是,所有参加活动的妇女,足有三四十人,在教堂门口站成一排,一一与我握手告别。8月3日在班利村,这是拉祜族第一大村庄,规模大到像一个镇。我在一位拉祜族少女的引领下去见段牧师。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道路十分泥泞。我让这个女孩在前面引路,我跟在她后面走,但女孩执意让我走在前面,在需要拐弯的时候,她会十分有礼貌地将我叫住,然后告诉我朝哪个方向拐。

 

    联办厂村的李亚八长老告诉我:信仰基督教前,拉祜族群众不团结,经常打架斗殴。信仰基督教后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偷盗和抢劫的事情也没有了。

 

    总之,基督教在拉祜族社会中,在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方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无论是拉祜族,还是鄂温克族,历史上都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作为56个民族大家庭的两个重要成员,他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运动中被“识别”出来的。尤其是鄂温克族,直到今天构成它的三个支系之间还缺少足够的认同。很显然,拉祜族和鄂温克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族体发展的形式上,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层面,这与建立过自己的国家而且拥有本民族文字的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民族不能相比。

 

    但与鄂温克族不同的是,拉祜族自从信仰基督教以后,其族体的发展较从前已有了很大进步。首先是拉祜文的创立。这是一个民族步入现代民族行列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为拉祜族新创制了一种文字,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文字在拉祜族群众中没有推广开来。现在不但信教群众在从事基督教活动中仍在使用永伟里创制的老拉祜文,并且在当地学校的拉祜语文教学中也在使用这种文字。拉祜族语言之所以保存得这么好,之所以仍为广大拉祜族群众所普遍使用,与这种文字的创制、使用和推广是不分开的。相比之下,鄂温克族直到现在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而鄂温克语雅库特方言之逐步消亡不能说与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无关。

 

 

    其次,基督教进入拉祜族文化后使拉祜族有了新的民族认同符号,而基督教是一种现代宗教。尽管现在仍有部分拉祜族群众没有信仰基督教,但基督教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新的认同符号。在澜沧县,如何区分拉祜族和傣族呢?除了语言,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群众告诉我:拉祜族是信仰基督教的民族,而傣族是信仰佛教的民族。

 

    总之,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表层作用外,基督教还在当代拉祜族的族群认同和族体层次的提高上发挥着深层作用。更进一步,这种深层次的作用还表现在已经进入到拉祜族文化中的基督教已经和正在有效地抵制着来自主流族群的涵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和民族认同的消亡。回到驯鹿鄂温克人,尽管东正教也是一种现代宗教,但由于它没有取代萨满教,而萨满教又是一种原始宗教,因而东正教在驯鹿鄂温克人抵制主流族群涵化和全球化浪潮的袭扰上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致使驯鹿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目前正在迅速地消失。

 

                           （本文转载自：《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