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中国宗教复兴及其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本文为作者在2010年7月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由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编者）

 

　　谢谢永年教授来请我参加这个会。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一个民间组织。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中国政治的发展，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基层的选举，一个是全国正在出现的一些基层政府公共预算的改革。在我们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中，搂草打兔子，也接触了一下宗教领域，我记得去年七月份在日本庆应大学开会的时候我就讲过，我们是业余做宗教研究，但是现在业余都快成为我们的主业了，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我谈谈我们从实践当中看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讲出一些事实，主要谈谈现在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多的历史，宗教的发展大概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从建国到文革前后，对于宗教的控制越来越严，对各个宗教都是这样，到了文革中所有的宗教活动全部停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宗教都受到了影响，例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等都受到了影响，官方办的基督教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停止。第二个阶段从一九七八年中国政府宣布重新恢复宗教活动开始，一些教堂和宗教场所就开始重新恢复，然后一些信徒就开始出现、增加，出现了一个宗教复兴的局面。

 

　　我觉得宗教复兴大概有这么几个标志:教会组织和宗教场所的大量增加，信徒的增加，开始出现了对宗教信仰的尊重，宗教仪式也得到尊重。这个宗教复兴是对所有的宗教而言。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宗教复兴的局面呢？第一是因为社会需要一个信仰的系统，大家可以想一下，在中国古代社会人的信仰是个什么状态？大概可以认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鬼神的世界。你去看看台湾，看看日本，那里保留了比较好的东方历史遗迹，到处是庙宇、土地公、神，各种各样的神都要拜。可以想象古代时候大概人的心理就是个鬼神的世界，就是走一步都要去拜一拜，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形态，社会需要宗教信仰。中国前三十年没有按照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去做，现在就是一个恢复信仰的过程。第二就是有一个文化传承问题，包括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传承了很久的，已经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现在想去掉它，根本就做不到。第三是政府宗教政策的改变，1978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宗教政策不断地在发生一些变化，基本的方向是沿着一个开放的方向在走，允许大家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也就是逐渐的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宗教发展氛围。第四就是对外开放的影响，特别是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由于和国际上的接轨，发展的是比较快的。

 

　　下面重点谈一下基督教的家庭教会问题，因为国内现在很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几年前是被压制的，媒体也不准报道，管宗教的机构也不想让大家知道。最近几年，包括我，包括于建嵘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些问题。在关注这些问题后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学者们想不关注都不行了。我的看法是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研究很可能在几年内，就要变成中国的一个显学，是政治学界的一个显学，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个问题。

 

　　到底怎么看中国的家庭教会？我个人认为还是社会的一个文化运动，把它作为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就比较容易能看得懂。实际上家庭教会包括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原因，就是说中国社会需要一个信仰的系统，但是在文革中，由于道教、佛教等传统宗教统统都被禁止，这个时候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开始发展起来。原来我们刚开始做家庭教会研究的时候，一直以为家庭教会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现在我们通过大量的口述资料，也接触了一些人，发现家庭教会恰恰是在文革中得到了大的发展。为什么家庭教会会在那个时候发展呢？文化大革命把佛教、道教关闭，把寺院和庙宇砸了之后，那老百姓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自己的信仰呢？佛教、道教由于他们需要有一个公开的活动场所才能进行宗教活动，这个时候只有基督教可以进行宗教活动，因为基督教传统上从耶稣的时候开始就有家庭聚会的基础。所以这个时候基督教以前留在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积淀就开始发展起来了，一下子就在中国农村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结果和研究结论。家庭教会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当时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信仰的问题，尽管是在文革中，中国社会也需要有一个信仰，这个结论非常重要。文革和文革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信仰危机。传统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解决不了人们信仰的需求，社会需要找到一种新的东西去解决信仰问题，所以宗教就开始流行，目前发展最快的是基督教。为什么是基督教呢？做一些研究就可以发现，基督教应该是穷人的宗教，这是在国际上有一个定论的，我们在中国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社会下层人士的需要，为什么？第一个需要就是安全。在文革中大家可以想象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很多老干部在北京也是没有保护的，随便被造反派拉去就批斗一场，对于下层的老百姓来讲，就更是如此，他们在经济上没有保障，政治上又随时可以被拉出去批斗，甚至于什么书记主任批个条就可以拉出去枪毙的。在这个情况下，老百姓需要一种社会保护，需要一种超社会超自然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个人安全，这就是神。第二，治病的需要。中国家庭教会在河南是成立得很早的，河南的农民教徒中，一半以上有一种迷信的思想，就是相信信教可以治病，有上帝的关注可以不生病，中国的基层医疗系统恰恰是在文革中基本上被破坏掉的，老百姓当时没有地方治病，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社会需要有一种亲情，互相关心，都去搞阶级斗争了，谁来关心老百姓，家庭教会内部就体现了这种社会的互相关心。

 

　　下面我做一个简单的国际比较。美国宾洲大学的一个教授，叫Philip Jenkins，他现在研究的是全球南方的基督教发展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亨廷顿关于基督教在衰落，而伊斯兰教在全球发展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新兴宗教正在全球发展，尤其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出现的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化全球化运动，Peter Berger原来也讲过这样的话。基督教有一个从北到南的发展，Global South包括了东南亚、南亚、非洲的南部，也包括拉丁美洲——原来这里是一个天主教的地区，现在开始大量的转为新教。这些地方都是贫穷而且动荡的地区，基本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是Global South在发展基督教呢，就是因为经济不发达，社会动荡，政治动荡，老百姓迫切地需要有一种解脱苦难和得到拯救的愿望，这个愿望就使得基督教大大发展。在Global South也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公共参与，这其中包括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新教的发展对于妇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凡是参加了新教特别是福音派活动的，都很重视妇女的作用。他所描绘的现象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中都可以看到，所以说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是全球Global South基督教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发生在Global South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在中国发现。很多人以为中国的基督教发展有些特别的原因，我说你看看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就明白了。

 

　　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运动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运动。这个基督教的社会运动有几个标志。第一，从地下走向公开。我觉得1998年河南的家庭教会发表了两个公开的宣言，一个是关于信仰的告白，一个是关于对于政府的宗教政策的不同意见，这两个告白我觉得是家庭教会从地下走向公开的一个标志；现在大量的家庭教会教堂已经在南方纷纷地建立起来，北京也有，如守望教会集资2700万准备在北京买房建教会，现在房钱已经交了，政府不让房东把钥匙交过来。这些都是家庭教会从地下走上公开的标志。第二个标志是从农村向城市的发展。家庭教会先是在河南、安徽、苏北，沿着淮河流域发展，这些地方在文革以后破四旧，庙、寺全部没了，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重点地方，这是农村地区；现在北京、重庆、成都、武汉等大城市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第三，从社会的下层人士到知识分子的加入。北京的守望教会就有很多大学的教授参加，现在知识分子加入基督教好像成了一个潮流。第四，建立社会网络。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现在家庭教会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社会网络系统。例如温州有许多的农民工，晚上没有事干，家庭教会就把教会大门打开，欢迎他们来教会，之后这些农民工回地方，如果开始传教，就会得到温州教会人力物力的支持，这样一个遍布各地的网络就逐渐建立起来了。第五，建立独立的社会组织。家庭教会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家庭教会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我估计家庭教会至少有80万个，这就是一种NGO。

 

　　下边谈几个探讨性的问题，我只提出问题，不做结论，供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谈软实力问题，我们中国的软实力到底多强，我国在国外建立了大量的孔子学院，说有3000多个，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但是中国的后院家庭教会有80万个或者更多，中国的软实力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问题是我跟学者们谈，包括跟国外学者们也问这个问题，宗教复兴是不是符合现代化？如果按照现代化的基本理论，现代化是世俗化，可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成了宗教复兴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场所，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看，我这里也不做解答，我觉得我们这里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第三，关于基督教未来在中国的发展程度，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将来会是一种多元宗教的局面，基督教现在有1亿的信徒，按照现在的速度，到2020年我估计会发展到2亿。我去年在日本开会就讲过最终可能到大约3亿，占人口的20%；中国未来40%可能是佛教；10%给其他宗教；剩下的就是儒家，会有30%，就是什么都不信的，儒家传统讲不信鬼神。那么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成为世界的基督教中心，基督教有2亿人口我觉得是毫无问题，全世界任何一个单一国家有2亿基督教人口是不可能的，只有中国，如果能发展到3个亿，那中国绝对是世界基督教的中心。

 

　　下面我就回到这个会议的主题来，谈基督教的发展和中国的社会政策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讨论很多的关于家庭教会的登记注册问题。承认家庭教会，让他们登记注册，政府可以去管理，不承认就没有办法管理，如果用警察的办法对付他们，现在已经证明没用，家庭教会四十年发展的过程就是被不断逼迫的过程。承认吧，家庭教会可能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不承认吧，它也发展，处于两难的境界。四十年来已经将能够使用的办法都用过了，包括文革中拉出去就枪毙。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的教育问题。这个问题也比较大。家庭教会实行了基督教的一种传统办法，就是从建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教育，包括收养孤儿，最近广州有一个案例，说教会收养孤儿是拐卖人口，人家本来做好事，给扣了个拐卖人口的帽子。据说现在家庭教会已经成立了好几个正规的神学院，然后还有大量的培训，承认不承认这种教育？第三个问题，未成年人的信仰权利问题。中国的法律规定不准向18岁以下人传教，这和国际儿童公约相违背，国际儿童公约中国好像是签了字的，国际儿童公约说要尊重儿童的宗教信仰，因为一个家里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他们的孩子从小就会信，如果为此而将家长给抓起来，就有问题。第四教会捐助问题。去年汶川地震期间，家庭教会统计有65万人到震区去救灾，捐款115个亿，整个全社会捐款是1000亿。我在南阳做调查的时候有个小家庭教会，二十几个人都是社会底层人士，他们这个小教会在汶川地震捐了2万多块钱，派他们的一个人送去，到了那里不让进，说是宗教徒不能进，最后找到了国际红十字会，人家一听说是基督徒，就马上放进去了，2万多块钱直接交给了难民，到底政府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教会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体系，教会现在提供教育、医疗，社会帮助和社会救助，这是基督教吸引下层群众参加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提供这种社会服务，不但文革中不具备，直到现在都不行，家庭教会就用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人。最后一个问题是教产问题，刚才提到了守望教会的教堂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转载自：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站（《背景与分析特刊第51期》）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