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他那出自灵魂深处的写作塑造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作者: 舒华 来源:基督时报2021年11月16日 09:25

200年前的1111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俄国医生家庭,如今这个名字已经象征了世界文学的高峰。极少有人能在写作时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狂热状态,他的癫狂,激情,压抑,让他的灵魂支离破碎;他脑中同时震荡着不同思想流派的声音,在每个角色身上都赋予了自己的人格碎片。

他的写作风格是这种歇斯底里、灵魂分裂式的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具有了其他现实主义作品难以企及的锐利。小说角色发自灵魂的对白,击碎了现实的混沌状态,让人要么在其中走向明亮的救赎与理想,要么踏入深邃的黑暗。而且,他笔下的人物也继承了这样一种状态,在陀氏的世界中,不仅作家本人是碎裂的,小说的人物也是如此。他在书中创造了一批具有不屈人格和纯真理想的人,但这些小人物的身躯又通常在现实中饱受折磨、支离破碎,让人在对那种人格的锐性肃然起敬的同时,又不禁感慨它的渺小易碎。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111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靠着自己的努力挣下了一笔家产,在乡下购置了田庄,后来却在田庄上被人殴打致死。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18岁,在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就读,据说父亲的死导致他的癫痫症第一次严重发作,而此后便不定时发作,尤其是当他成为作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也是癫痫症发作最频繁的时期,甚至每周发作一次。

癫痫的生命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患有癫痫症,然而他从不认为这是一种痛苦,相反,他在描述自己发病的情景时说:在这个瞬间里,我体验到一种平常不可能出现、别人无法理解的幸福。我感觉到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完满和谐,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那么甜蜜,为了有几秒钟这样的幸福,可以献出十年的生命,就是献出一生也行。在癫痫发作的状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了另一种生命境界,这使他获得了与普通人不同的生命感受,使他意识到人的双重性存在。而他的整个一生,就是这种双重性存在的一个样板。

死里逃生的经历

在俄罗斯的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着两种倾向,或者说两个派别,一个是西方派,一个是斯拉夫派。从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关于俄国发展的方向问题就开始了无休止的论争,一派主张走西方的道路,引进西方的文化,如启蒙思想、科学技术、管理制度、生活方式等等,而另一派则主张回归以东正教为主体的斯拉夫文化,坚定信仰、重建道德体系、在村社(原始的农村公社)传统上建立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坚定的斯拉夫派思想家。年轻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热衷于文学创作,一方面像那个时代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探索俄国的出路问题。但正如他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全神贯注于政治斗争,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进入了工程兵军团做制图员,仅一年多便申请退役,决定全副身心投入文学写作。此后他发表了长篇小说《穷人》,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一举成名。这时期,他在思想上也受到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尽管他并不赞同后者有关暴力革命的主张。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参加彼得堡的社会活动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组织的地下活动,这是俄国第一个专门讨论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小组”,他们一边学习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傅立叶的学说,一边讨论有关俄国农奴制、司法、出版制度的改革等问题。

小组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沙皇政权的注意,1849年4月23日凌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家中被彼得堡宪兵队逮捕,此后他和小组的30多名成员一起被关押进彼得保罗要塞,直到12月,小组成员中的21人被“判处死刑”,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死刑判决其实是沙皇的一种惯例,即先判死刑,然后再改判其他刑罚,这一过程并不让犯人知晓,而且还要举行死刑程序,直到刑场上在发出“开枪”命令前,才宣读改判的决定,通过这种方式摧毁政治犯的精神防线。

于是,1849年12月22日早晨7点多钟,高纬度的彼得堡这个时间还是一片漆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行犯人在惨白的马灯光照下被押到刑场,检察官先是宣读死刑判决,然后让犯人跪下,刽子手按照古老的习俗把钢剑在他们头上折断,神甫拿着十字架让犯人亲吻,然后给他们换上死刑犯的白色殓衣。这时,首先走上死刑台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三个首脑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排在第二组,他听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面对死神时的放声大笑,而自己的“头脑如同一个万花筒,整个一生像闪电一般一幕幕迅速地从脑海里掠过”。

他在后来给哥哥的信中回忆道:“我站在第二排,所以我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分钟了。哥哥,我想起了你,想起了你们全家……我赶快拥抱站在我身边的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跟他们告别……”他们听到行刑官发出“装弹”“瞄准”的指令,但却有半分钟时间迟迟听不到最后的指令,而在这时候,早就守候在远处的一个传令兵纵马前来,交给行刑指挥官一纸公文,这就是最终改判的判决书:“退役工程兵中尉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西伯利亚)要塞服苦役四年,之后转为列兵。”

双重人格的形成

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这次死刑经历之后,从一个激进的社会改革派变成了保皇派。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尽管他晚年曾提出“人民与君主的密切统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激进的改革派,也从没有改变过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理想,只不过他的这种理想不是别林斯基的那种推翻上层阶级、将权力交给下层阶级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实现建立在东正教博爱理念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

他在《作家日记》中写道:“这种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结局就是在大地上实现的全民的和全球的教会。……我谈的是俄国人民心中那永存的不尽渴望,渴望以基督之名实现的伟大的、共同的、全民的、博爱的统一。……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种种机械的形式,他们信奉的是,拯救最终只能靠以基督之名实现的普世统一。这就是我们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坚持以基督的思想来实现理想社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自始至终都未曾改变。

显然,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然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斯拉夫派思想家的特性所在。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他也不断地撰写表达其思想立场的政论文章,甚至从1876年开始出版他独自撰稿的连续丛刊《作家日记》,直接参与俄罗斯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这些著述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的地位。

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斯拉夫主义者,而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一个对话主义者,即,让所有思想立场保持开放的对话,而不允许任何一种立场成为最终的独白话语。这样的双重人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构成完美的统一,或者说,当他的癫痫症发作时体验到的整个世界的完满和谐正是他进入艺术世界的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之后服兵役到1859年,然后回到彼得堡。在服役期间他与当地女子伊萨耶娃结婚,不幸的是,回到彼得堡4年之后,妻子即去世,二人没有子女。在西伯利亚的十年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中断,回来后才重拾旧业。但仅靠写作难以为生,后来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罪与罚》迟迟未完稿,同时他还要照顾因办杂志负债累累的长兄一家。

十年的流放生活对作家心灵影响极大。长期脱离文化中心,使他精神极端沮丧;同苦役犯在一起,悲观情绪更加负面;五花八门的案例,大多都是匪夷所思,非人之所为,所有这些,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人格发生极大扭曲。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人,这又是一个难得的经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期间的观察体验,是他日后创作独有的源泉。以这段生活为素材的《死屋手记》就是世界文学中绝无仅有的生死体验之作。

苦役生活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发生巨变,他更深刻地看到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鸿沟,他也看到社会矛盾仅以一种主义根本无法解决,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绝对理想渐渐失落,他开始从心灵的信仰寻找出路,宗教的思考越来越占上风,以至于质疑革命而认定只有基督精神可以拯救人类。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又参合了斯拉夫主义的灰度色调,这种多重因素的对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111日(俄国旧历1030日)生于莫斯科,1881212日(俄国旧历131日)死于圣彼得堡。今年,2021年,既是他的诞辰周年,也是他的忌辰周年。然而,人们似乎更愿意纪念伟大作家的诞生,而不去叨咕一个伟大灵魂的死亡,由此也可以证明托尔斯泰所言的生命观:人的灵性生命是没有死亡的。

小说语言中的复调

20世纪的哲学家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形式,他用一个音乐术语复调来表示这种形式。所谓复调,就是像交响乐中的和声一样,在小说作品中,不同的立场、价值观念都在发出声音,这些声音互相争鸣,不是一种压倒另一种,而是始终保持平等和开放的对话。哪怕是其中的一种声音听上去是正确的,作家也不允许它占据独白的位置,包括那些明显是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斯拉夫主义立场的人物形象及其话语,作者也不会让其在对话中表现出特殊的优势。

这种写法有的时候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冗长,但实际上在这些对白之中却包含着深刻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交锋。比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讲了一个宗教大法官和耶稣的故事,大致内容是:当耶稣不在的时候,宗教大法官利用他的权力控制了民众,而这时候耶稣又突然出现了,把被宗教大法官控制的民众吸引了过来,于是在小说里,宗教大法官用了十几页的篇幅对耶稣讲述他的真理

宗教大法官的基本思想就是:耶稣试图通过给人们自由的信仰来拯救大众,但是,大众眼中看到的只有利益——奇迹或者面包;因此,如果耶稣不用奇迹,那么,掌握了面包控制权的宗教大法官就可以振臂一呼,使民众起来推翻耶稣的权力,而跟从大法官走;因为归根结底,只有面包才能解决全人类的普遍而永恒的烦恼,谁掌握了面包,谁就是上帝。

在这个故事里,耶稣和宗教大法官的对话就是人类历史上自由和面包的对话的一个缩影。人类的存在无疑需要面包,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就在于除了面包,还需要自由。面包作为人类眼前的物质利益,永远是人类首先要考虑的生存条件,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人类如果只有自由而没有面包是否可以?当然不行。所以,这样一来,宗教大法官在小说中就获得了一个充分的对话资格,而耶稣直到最后还是一言不发,只是走上前吻了一下那位年已九旬的大法官的嘴唇,转身而去。

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甚至狂热的斯拉夫主义者,但是在小说中,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从来不会像他的政论文章那样,让代表自己立场的人物长篇大论地发表其见解,更不会让这些代表着东正教信仰的立场成为对话的决定性立场。

大家知道,在《罪与罚》中,穷苦的妓女索尼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圣经中被耶稣拯救之后坚定追随耶稣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这种类型的人物虽然出身低微,肉体有罪,但灵魂纯洁,信仰坚贞。在小说中,法律系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自认为正义在握而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来正是在索尼娅的感召下,他才到警察局自首。

但是,他在索尼娅面前从来也没有表示自己的行为有罪,从来没有表示要行忏悔来皈依上帝,而索尼娅也从来没有试图用宗教说教说服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是给他读过福音书中有关拉撒路复活的故事。直到小说的结尾,拉斯柯尔尼科夫才拿出他向索尼娅要来的福音书,但小说却戛然而止。

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是:任何一种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声音,都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即使是基督教的声音。在欧洲历史上,在基督教会内部,只是因为教会的权力纷争,曾有多少自相残杀的行为发生在同样信奉上帝的人们之间,而这些屠杀者都声称自己才掌握了真正的上帝的真理。

文学生命诞生日

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幼喜爱文学,1834-1837年在莫斯科一家私立寄宿中学读书,1837年到圣彼得堡备考大学,1838年他按着父亲的意愿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但是他依然醉心文学。1843年毕业,被分配到彼得堡工程兵团工程局绘图处工作,尽管绘图也让他痴迷,但是还是抵挡不住文学的诱惑, 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辞去工作,专心写作。

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1845年写出第一部小说《穷人》。

书信体小说《穷人》的写作环境,如同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写信环境,是一个公租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青年格里戈罗维奇同租此公寓。《穷人》写完以后,格里戈罗维奇对如此展示自然生活的作品十分赞扬,于是将小说交给涅克拉索夫,然后转给别林斯基。此时的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正想在俄罗斯文坛掀起一场自然主义运动。拿到《穷人》,如获至宝,立刻决定将其编辑到《彼得堡文集》当中,并且放到文集第一个位置刊发。

今日俄罗斯文学批评很愿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俄罗斯东正教的思想表达者。是的,1871-18725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群魔》,这是一本思想清晰,主题明确的小说。书中的革命党人被描绘成一群以制造骚乱为手段,从而达到社会变革的魔鬼。小说题词用的是福音书的一段著名故事,耶稣从人身上驱走魔鬼,魔鬼附在猪身上,猪掉入悬崖摔死了。这样的题词影射意味太明显。书中的革命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散布谣言、欺骗恫吓、放火、暗杀。不过,此书也并非全是诬蔑革命者,小说写出了革命者进行革命的社会基础,俄国的官僚机构,到处是腐败,贪图私利,无所事事。小说的用心还在于探索俄国的更新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212日去世后一个多月,即1881314日,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用炸弹炸死。所谓民意党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革命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大部头著作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既不像当年文学批评那样偏激,也不想今日文学批评这样保守。在黑白之间,是许多的灰。

如果把这种既不是纯黑也不是纯白的精神状态,看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度灰的灵性特征,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可能就是巴赫金所称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复调特征的深度原因。那么,这种多度灰生命应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命的一个最大特点,它是在一个特殊事件中诞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言:

1、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

2、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遭受到的苦难。

3、谁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就能获得新生;谁能战胜痛苦与恐惧,谁就能成为上帝。

4、有思想,也有忧伤和理想,这才是生活。


注:本文分别引用了《经济观察报》李正荣的文章内容,《新京报书评周刊》王志耕的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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