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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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林乐知:一名“不务正业”的传教士

作者: 李世光 | 来源:基督时报 2022年02月11日 13:10 |

在近代中国的诸多历史人物当中,林乐知留给我们的形象似乎更像是一位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而非手拿圣经的严肃传教士。

提及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我们总是能够想起来他们去了哪个地方、开拓或者带领哪间教会。毕竟,这就是绝大多数西方传教士留给我们的普遍印象。

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这群西方来华传教士当中就显得“比较另类”了。林乐知于1860年6月来到中国以后,首先用数年时间学习了中文,不知道是否是为了将来的传教工作做准备。

然而,等到林乐知的“语言关”终于过了以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更大的难题——金钱关。

作为翻译家的林乐知

原来林乐知是美国监理会派遣的一名来华传教士,本来应该由美国监理会负责他的吃穿用度。可是谁成想,1861年,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内战——南北战争爆发了,战争期间监理会自顾不暇,更无法顾及林乐知的生活。无奈之下,林乐知只好在别人介绍下前往上海广方言馆教书,后来又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翻译。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十多年的时间中,林乐知把许多外文书籍翻译成中文并出版。《欧罗巴史》、《万国史》、《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列国陆国制》等10余本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的著作均是在这期间由林乐知翻译成为中文并出版的。由于林乐知教书认真、译书勤奋,清廷甚至赏以他五品顶戴的官衔。因着他在翻译工作上的贡献,林乐知硬是从一个“洋人”成了一名清朝官员。

作为媒体人的林乐知

也正是这段时期的翻译经历,让林乐知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起初林乐知到中国后,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林约翰,我们只看这个名字几乎就能断定这是一个外国人,后来林乐知对中国文化有了深厚的了解以后,取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之意,更名为林乐知,字荣章,甚至时常自称“美国进士”,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他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文化,让基督教在中国能够广泛传播。

在晚清基督教新教的传教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习惯上所称的“直接布道式”,代表人物是戴德生,就是涉足中国的乡村、城市,面对广大的平民百姓,宣讲教义,建立教堂,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的传教士基本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19世纪70年代之后,一些传教士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派”的传教方式,代表人物是李提摩太。这种方式要求传教士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去改造中国;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办教育、建医院、办报纸等,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而林乐知也认同这种观点。因此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过程中,于1868年创办并主编了中文教会期刊《教会新报》,1874年9月,他将期刊名字从第301期开始改名为后来闻名于世的《万国公报》。

更名为《万国公报》后,其主要内容不再是宗教相关的思想与理论,有关西方的文明、政治、历史、地理、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占据了上风,与先前的宗教性质报纸产生了极大差别,也因此受到了当时许多传教士的批评,认为林乐知“不务正业”。《万国公报》逐渐成为一家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康有为、梁启超、王韬等人通过它了解到更多的新思想,对其评价颇高。

作为教育家的林乐知

除了在创办报纸方面,林乐知在教育方面对中国的贡献也颇为深厚。他在中国创办学堂,采用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首先开办了中西书院的第一分院,当时被称为林华书院。1882年又在上海开设了第二分院,主要是由传教士授课。几年后林乐知在上海虹口吴淞路购买了35亩土地,将两个分院合并,正式成为中西书院。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他不理会“男尊女卑”的老旧思想,设立了中西女塾也就是后来的中西女子中学(现在的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为女学生教学,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出来了许多的名人,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

中西书院学制定为三级8年制,先后学习识字、音韵、英语、历史、地理、代数、物理、化学、天文、力学等课程,一般第六年就可以毕业。在20世纪初,中国的海关、邮政、铁路以及其他实业界人才,一度大多数都出自该校。1911年该校正式并入设立于江苏省苏州的东吴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原东吴大学在台湾复校,成为现在的东吴大学,而原来的苏州东吴大学则成为了现在的苏州大学。

结语

林乐知的“正统”身份是一名传教士,可最终却在直接传教方面收效甚微,反而在其职能之外的西学传播、新闻出版、教育事业等方面为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这个方面看的话,林乐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一名“不务正业”的传教士。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必须得感谢林乐知的“不务正业”。

因为林乐知,中国少了一名传统的传教士,但却多了一名出色的翻译家、媒体人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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