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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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古罗马晚期的王权与基督教(二)

作者: 李道南 | 来源:基督时报 2022年09月13日 11:02 |

奥古斯丁出身于一个小士绅家庭,靠着他的刻苦努力以及一帮富裕朋友的庇护,成为修辞学老师,从而得以跻身社会上层群体,养妻生子。正是由于其出色的修辞学修养,从而得到摩尼教高层的器重,担负起该宗教中兴的重担。由奥古斯丁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帝国的疆域中修辞学的重要性。这就像我们的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和儒家语言的重要性一样,它成为一个人进入士绅和权力精英阶层的敲门砖。

尽管说拉丁语的罗马人,征服了地中海地区,但是这丝毫没有打断希腊化的进程,希腊文化仍然是罗马帝国疆域内的主流文化,依然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修养,是否属于士绅和精英群体成员的标准。

然而尽管希腊化的进程已经持续很久,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学习希腊文化,尤其是学习希腊文化中最重要的修辞学。修辞学所教授的内容不仅让你看起来有修养,还会让你在遣词造句的时候,更有说服力。修辞学更重要的是成为士绅和精英之间的阶层认同的关键标志。一个说话和做事大大咧咧,动不动就发怒和没有理性的人,显然不会成为士绅和精英的一员。

然而,修辞学就如我们古代的儒家科举教育一样,并不是一般的人家能承担的。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城市都有著名的修辞学老师,因此只有那些有能力的家庭,才能让自己的子弟到希腊文化的中心城市,成为他们的弟子。希腊文化的教化,一直被控制在特定的士绅精英阶层中。这个群体通过希腊文化,控制着帝国权力的收益。因此,修辞学的教育,换种说法也就是教化,成为帝国疆域中克服距离和地方文化差异的工具,因为正是希腊文化,让帝国的管理阶层和士绅阶层之间有了同质性。

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新约保罗书信中看到希腊文化的缩影。保罗在书信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节制、温柔、理性、举止礼仪以及交往礼仪,这些都是希腊文化的通行要求,是希腊文化理性和节制的内容。保罗的传道之路,能从以色列一直延伸到罗马,其足迹所至几乎踏遍罗马帝国的大道,终其原因就是保罗受过了很好的希腊文化教育,尤其是修辞学教育,让他知道在不同的阶层面前,应该怎样说话,才能让对方觉得中听。

希腊文化的这种要求,不仅是精英的标记,同时也是帝国管理阶层的“天然”要求。一个总督到一个地方代表皇帝行驶管理之任,那么如果他表现的距离希腊文化太远,或者其言辞举止完全不符合人们的修辞学期待,那么他可能被视为野蛮人,从而得不到当地士绅精英的拥护,而难以开展工作,最终可能不会有好的下场。因此,希腊文化同样约束着帝国管理阶层和皇权代表阶层。

当然,帝国皇权的特权之处,并不意味着必然受到这种文化的约束。尽管士绅和议员们也会受到鞭笞身体和精神侮辱之刑,但是这种文化显然作为潜在的约束力,管理阶层还是必须遵守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一个掌握了良好的修辞技术,并且能熟练运用的人,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总督或者皇权代表的决策,从而让他们改变那些荒唐的决定,并以此来维护地方的利益。

希腊文化不仅在士绅和精英阶层中有着潜在的约束力,对于皇帝本身,同样如此。“教化的成就在皇帝本人身上得到了最广泛的宣传。与早期帝国一样,皇帝既是帝国一切权力的保障者,也是行驶这些权力的模板。”(第69页)因此,一个新的皇帝,刚即位的时候,不仅身边的元老大臣们盯着你的一举一动,而且整个帝国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士绅精英也同样盯着。那么他如果想获得帝国的认可,就得小心表演着。

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劝诫权力的手段和方式,因为希腊文化作为帝国潜在的同质教化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劝诫官员的不合理政策,显然更加有效。但是在权力面前,任何士绅精英对权力的劝诫,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因为他们必须考虑自身的地位和身份特权,一旦他们对地方皇权代表的劝诫,有付出他们身份和特权的代价时,他们可能就不会出头。

然而,有一种不同于希腊士绅的人士,那就是哲学家。在希腊文化中,哲学家一直享有盛誉,并有着一直不改的形象。精英们在权力面前,有许多优势,但是他们缺乏的却是勇气,他们的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界线之内。但是哲学家却不同于精英群体,他们“被认为完全不受制于恩庇和友谊的关系。通过勇敢的思想努力他们从社会中找到了自由。因此,他们自身就带有直言不讳的权利。他们可以按照一套礼貌得体和自我约束的法则(这些人本身是最高限度的典范)与大人物对话,因为他们不会为政治关系而妥协。”(75页)“哲学家不受制于任何人,得天独厚地成为当权者的对立面。”(75页)但是哲学家群体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充当独立的权力劝诫者,有些哲学家更愿意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从而远离大城市,淡出人们是视野之外。但是那些愿意挺身而出的人,的确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因此,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殉道者受到尊重的原因。

对于一个帝国而言,同质文化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当年君士坦丁大帝面临着帝国四分五裂的局面时,显然是看到基督教带来的同质性,可以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冲淡。而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大帝的选择,当然也有基督教在经过教父神学的努力之后,已经希腊化的缘故。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征服了古罗马,或者征服了希腊文化,但是换一个说法同样可行,希腊文化最终通过基督教继续教化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日耳曼人。

正是希腊文化和独立于权利之外的殉道精神,让基督教征服古罗马。当然除了基督教的特别之外,希腊文化固有的因素才是基督教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图书信息:【美】彼得·布朗《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王晨译,三联出版社,北京,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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