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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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思想史看基督教的影响(2):不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福音伦理是怎样产生了社会性影响的?

作者: 严以勒 | 来源:基督时报 2022年08月25日 08:59 |


基督教已经走过两千年的沧桑历程,在这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基督教不是在真空里发展的,而是随着人类历史的不停演变,在不断地回应着时代的挑战。

所以,基督教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而且也会对每个历史的进程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同时也势必带上时代的历史性烙印。

让我们继续沿着德国神学家、“宗教历史学派”奠基人特尔慈的《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关于特尔慈及其这部著作的简介,参看上一篇文章《从社会思想史看基督教的影响(1):一个注重“个人主义”的信仰何以产生了普世主义的影响? 》)这本书展开对两千年基督教史的回顾与追寻,不是纯粹从属灵的角度,而是回到各个时期的历史变迁及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来看基督教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基督教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及其影响,这也是所谓“基督教社会学”要处理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从社会思想史看基督教影响的旅程中,请大家记住两句话:

 第一, 从初代教会开始,基督教福音就不断地对人类的社会思想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每一个时代都是为上帝存在的,所以,基督教神学(伦理)的最深刻意义在于,它“不否定世界,却把人高举到世界之上”。

 上一次是我们是回到初代教会的文化现场,看一个注重“个人主义”的新信仰何以产生了普世主义的影响。这一次让我们继续回到早期教会阶段,从耶稣的伦理教训看原始基督教的面貌及其在社会学层面产生的影响。

 二

特尔慈所说的“基督教社会学”重在探究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理及其伦理教训是怎样和各种社会问题产生关系的。

可是,只要仔细查考新约圣经文献(这是原始基督教的核心文本,也是被后来教会认定为“正典”的27卷经书),我们通过耶稣及其使徒的传道活动和留下的教导,丝毫找不到任何有关革新罗马社会的改革方案,或者是针对当时的某些社会时弊提出任何针对性的改革措施。

最明显的就是有关奴隶制的问题,罗马帝国盛行奴隶制,很多方面对待奴隶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但新约圣经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改革或补救奴隶制的措施,甚至还劝告做奴仆(实为奴隶)的信徒要顺从肉身的主人,做一个好奴仆,这似乎是默认了奴隶制的存在。

在新约文献里,以及在初代基督教的其他文献里,耶稣及其使徒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纯粹属于宗教范畴的,大多数处理的是诸如灵魂的拯救、内心的圣洁、敬虔品格的培养、来世的生活以及末日的审判等属灵问题。

这些问题重在上帝和人的关系层面,而这一关系扎根在人的心灵深处,具有高度的属灵性,和所处的社会体制无关。因此,我们从耶稣和使徒的教训里找不到任何有关改良社会或纠正某些时弊的措施、愿望和理想。

耶稣和使徒所传的核心信息是有关上帝国的降临,这也成为初代教会信徒普遍的伟大盼望。

可是,初代信徒所热烈期待的上帝国并不是企图在地上建立一个要和古罗马帝国“对着干”的国度(就像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那样,他们也是为这个原因选择弃绝耶稣这位不合他们口味的真弥赛亚的),也不是给人许诺在死后那个彼岸世界获得幸福的“精神鸦片”,而是表达的是对由上帝掌权的一个新世界的理想和盼望。而在这个属灵国度里,真正有永恒价值的是纯洁的灵性品格,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世界观。

所以,特尔慈说耶稣的传道以及基督教的创立,并非任何社会运动的产物,当然也不是任何阶级斗争的产物,也非什么“社会福音”运动。

可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原始基督教对社会议题和任何社会改革活动“漠不关心”,但又是怎样产生强烈的社会性影响的呢?毕竟原始基督教倡导的并不是后来沙漠修道院那种“遁世”思想。

对此,特尔慈从整个古罗马帝国剧烈的宗教运动这个大背景考察原始基督教的兴起。

在基督教兴起之际,罗马帝国已经完成了大一统,整个古代世界的秩序在经历着剧烈的重组,东西方各民族国家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组织结构走向奔溃,并臣服在罗马的铁骑之下。

这种社会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也动摇了人们对原来的世俗和宗教理想所存的信心,进而使人们转向追求一种内心的和超然的精神境界。或者说,人们把对外的事务交给帝国的世界性统治,而自己从事于追求发展个人的精神自由。所以,这也为基督教的兴起预备了人心。

与此同时,东西方各宗教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交流和混合。然而,总的趋势是,秉承远古萨满式信仰的“通俗宗教”的影响力正在消退,而更关注伦理问题的“哲学性宗教”(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涌现,并对原先的通俗性宗教做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另外,来自东方的注重内心世界的奥秘性宗教也在兴起。

这也意味着上古世界的终结,新的宗教思想趋向灵性化和伦理化,并预备人心,使得人们“向更高的一种境界中去企求种种永恒价值的愿望”。时代似乎也在召唤一种新而强大的宗教运动的兴起。而早期基督教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起的,并也从中汲取了某些新思想。

比如,最为典型的就是使徒约翰写作《约翰福音》时借用了希腊哲学里“logos”(中文一般译为“道”)这个核心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升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开创了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交融”的先河。

所以,特尔慈提出,早期基督教的兴起,虽然不能说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却是伴随着当时新兴的宗教运动而来的。而基督教的特色或曰优势乃是在于,“以一个真实的,有力的和出自平民的宗教,新的崇拜制度和新的启示,来作为那运动的新中枢”。

可是,和那些强调以理智而达到真理这一路径的哲学性宗教不同的是,基督教是建立在“启示”的基础上的,和希伯来宗教有某种内在关联,其伦理具有超凡的卓越性,所以其产生的力量也是那些哲学性宗教无法比拟的,并且最终的结果是,基督教在古代众多异教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重塑罗马帝国的强大精神力量。

特尔慈指出,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之所以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是因为这种新宗教具有鲜明的平民特征,而拿撒勒人耶稣本人(及其拣选的使徒)也是平民队伍里的一员,他所传的福音带有加利利地区那种简朴的农民和劳工生活环境的色彩。只有贫苦的与卑微的人才有更强烈的需求感,从而更容易理解并接受他的福音。

耶稣最初的门徒就是出身自这种卑微的环境的,以“复活之主”为敬拜对象的原始基督教也是属于同样的阶层的。

不过,基督教起初虽然是面向城乡平民阶层吸纳新成员,但进入第二世纪后,基督教已经在罗马帝国的中上阶层广泛传播了。

原始基督教福音伦理除了具有鲜明的平民色彩外,更有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理想作为支撑。这就是有关“上帝国”的福音。

今天,很多人说到福音常常把是把“天堂”挂在嘴边,“信耶稣上天堂”也成了根深蒂固的“口头禅”。但是,如果穿越到主后一世纪,和当时的信徒讨论“信耶稣上天堂”,估计他们是听不懂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信徒期待的不是死后上天堂,而是期待那个由上帝掌权的属灵国度的降临。

基督教的“上帝国”信念并不是提供一种属地的社会理想,实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和凡事如意的世界,而是“转向内心的宁静,对于人类的爱,和上帝交通等等的灵性价值,这些价值是人人都有份的,因为它们并不受任何领导上或组织上的拦阻”。这也是基督教“上帝国”内在的含义。

从耶稣的教导来看,上帝国占据着核心地位,并且完完全全属于宗教性的,也是超越任何社会体制的。上帝国可以说是早期基督教一切伦理和理想的总和。

耶稣并没有空想上帝国的性质,而是把上帝和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呼召人为上帝国的降临预备好自己。这在马太福音5-7章所记载的山上宝训有最为突出的表现,这一长段耶稣的教导被后世教会称为“天国宪章”,原因就是在此。

这种建基于上帝国信仰上的福音伦理并不是一种苦修主义,也不是随从群众的世俗的意愿,而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依归,并且是毫不妥协的实行出来,要求人具备诚实、正直、爱心、完全献身给上帝等种种品德,并和上帝的心意合二为一。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上帝国伦理也展现了人类灵性的最高价值。

这种福音伦理观强调的是神人关系的改变,所有的道德要求都被囊括在“爱上帝”这一诫命里,进而延伸到“爱邻舍” 层面,引发一种“神圣的爱的精神”。

原始基督教的这一特征被特尔慈称为“宗教上的绝对的个人主义”。每个人被呼召献身上帝,和上帝发生超自然的关系,过顺从上帝诫命的生活,预备好自己进入祂的国。

于是,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伦理的社会特性。虽然原始基督教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改革社会的方案,但它的这种伦理教导,由于强调灵魂的价值和神人关系超自然的关系,也就超越了一切人世间的宗教的阶级的种族的障碍和差异,因为这些差异都被汇聚到上帝那无条件的爱里了。

正如特尔慈所指出的,“唯有和上帝交通的人才获得价值,唯有人们共同和上帝有了这种超自然的关系,才能使世上的差别归于消失。”

于是,伴随这种宗教上的个人主义而来的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普世主义性质的革命。

因此,当福音传到哪里,教会这一全新的信仰共同体就在那里被建立,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切世俗的隔膜、歧视、等级和不平等就被上帝的力量和爱给融化了,并带出一种强烈的团契观念,一种普世主义的团契观念。无论是什么出身,什么背景,哪怕是或男或女,或奴隶主或奴隶,都在那位彰显了上帝大爱的基督里归为一体了。

这就是基督教福音的革命性力量之彰显,也是其社会性影响之彰显。

在基督教兴起的同时,有一个叫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性宗教在古罗马上层社会很有影响力,比如尼禄皇帝的“帝师”辛尼加就是一位斯多亚学派分子。使徒行传记载使徒保罗在雅典传道旅行时和斯多亚学派的人士有过辩论。

现今多数学者都同意,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和基督教在某些地方类似,比如对理性的重视、对兄弟之爱、人类平等观念的强调(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甚至有学者认为基督教的伦理吸收了斯多亚学派的某些元素。

然而,基督教和斯多亚学派还是有实质性的差异的。前者建构于一神论基础上,而后者的世界观接近于泛神论的。更为重要的是,斯多亚学派对世界的未来持悲观态度,非常崇尚远古所谓的“黄金时代”,但对世界的更新没有提及,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妥协。

而早期基督教却不是这样,其伦理所包含的那种对“上帝国”降临的渴望,导致了一种属灵革命,对现实世界运行的法则毫不妥协,哪怕是殉道也不妥协,最终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理想新秩序。这种力量必然对罗马世界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比如,耶稣针对门徒按照世俗标准争论谁为大,对他们说了一段无比卓越又超凡的教训:“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2-45 和合本)

在上帝国里运行的法则和这个世界的法则是格格不入的,前者的彰显一定会冲击甚至颠覆这个世界的法则的。这就是福音伦理的革命性力量之所在。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这本书记叙了古代罗马前三个世纪里(此时基督教还处于受逼迫的状态),在每次的瘟疫中很多信徒奋不顾身地参与义务赈灾活动,还有反对弃婴、堕胎、杀婴等古罗马社会普遍存在的陋习,他们的爱心、对生命尊严的尊重和周围的异教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也是社会学家斯塔克教授所观察到的,早期基督教崛起的“秘诀”所在,并不神秘,也和神迹奇事关系不大,而是归根于具有革命性力量的基督教福音伦理观这一渊源。

今天在基督教里总有一种声音,说要用基督教来改造这个“旧世界”,口号喊得很响亮。但是,回到早期基督教,耶稣和使徒绝对没有留下改造旧世界的任何指示。

因为福音不是用来改造世界的,而是一种新生命的活出,一种新伦理生活的实践。当我们按照新约的教训信靠基督,真的活出了这种生命,实践了这种伦理生活,自然就会产生影响力了。所以,我们要看准了,不能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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