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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思想史看基督教的影响(3):从保罗的伦理教导看初代基督教社会思想的保守性和革命性

作者: 严以勒 | 来源:基督时报 | 2022年10月18日 1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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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基督教历史和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上,就影响力而言,如果说耶稣排名第一,那么使徒保罗一定得排名第二。在新约正典里,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有学者主张希伯来书也是保罗所写)占了近一半的篇幅。除了耶稣之外,再没有像保罗对基督教的催生和发展产生如此之大的深远影响。

可是,后来保罗的神学思想和伦理教训似乎被限定在各种各样的信经信条里,以至于保罗及其书信变成了一种符号,以至于其丰富的教训及其历史背景也被掩盖了。 所以,后来才有新旧保罗观之争。

不过,本文不在于讨论保罗的神学思想,保罗的神学实在是博大精深,而是讨论保罗的伦理教训及其社会学层面的影响。本文继续带领弟兄姐妹们踏上追寻基督教社会思想史之旅。给我们担任“导游”的就是德国神学家、“宗教历史学派”奠基人特尔慈所著的代表作《基督教社会思想史》 

这一次我们聚焦使徒保罗的伦理教训及其对当时文化处境的回应,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把握的是耶稣复活升天前后跟从祂的信仰群体发生的一大转变。

在福音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似乎并没有也无意于把祂的跟从者打造成一个有组织的教会系统。在复活的耶稣升天前夕,祂教训祂的门徒安静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此时,这些等候上帝国降临的门徒们还处在一种看似组织散漫的状态。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福音逐渐遍布整个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不是通过犹太教的助力,而是通过一个以崇拜和信仰基督为核心并以传扬基督为使命的新的信仰共同体,我们一般称之为“教会”。

这样,从耶稣在世时的一个松散的信仰共同体到耶稣复活升天后演变成一个有共同信仰基础、强烈的使命感和严谨组织架构的新的独立的并且呈现排他性的宗教团体。归信者需要透过洗礼加入这一团体,才能有份于基督的身体,并获得定期圣餐的喂养。这是一次重大的转换。

对于这种重大转换,使徒保罗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第一本教会历史书使徒行传也揭示了这一点。保罗透过其书信对这一信仰的奥秘和要义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也为后世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库”。

但这样一个有组织形态的新型宗教团体依然拥有福音的能力,并以分享和传布福音为自己的核心使命,所以继续保留了福音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比如爱和圣洁的生活原则,对独一上帝的敬拜和对天国降临的强烈盼望。与此同时,也具备了和犹太教及其他教派相抗衡的力量。

之前我们说过,原始基督教提供了一种普遍的个人主义同时又是普遍的普世主义的思想体系,此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衍生出一种平等的思想。

 在保罗的伦理教训中,有一种独特的不同于斯多亚学派的平等观,从人对上帝的距离来看,人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有救赎的需要。同时,人人因所受的恩召,在上帝面前,并且在上帝里面也是平等的。

于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比如阶级的、民族的、种族的、文化的甚至性别上的差异)就在上帝面前消失了。“在这事上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未开化的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独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福音伦理的激进之处。

那种个人主义信仰的意义就是在于每个人蒙召成为上帝的儿女,而在保罗的论述里,进一步发展出“在基督里”的概念。这是一个具有属灵奥秘的概念,保罗曾经以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做过比喻和类比。

因此,在福音里上帝的儿女们之间的爱谊关系也提升为“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之爱了,并且通过信徒们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达到共同的团结,展现一种“爱的共产主义”生活形态,而圣餐就成了这种团契之爱的盛宴。

如果说前者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那么后者就多少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了。人要享受这种团契之爱,就必须先加入教会,和基督的身体发生生命的连接。 所以,救恩成了一个让人获得得救的媒介。而保罗以极大的热忱不断宣讲靠基督得救的道理。

不过,保罗的伦理教训里有些是和福音原初的理想不一致的地方。而恰恰是他的这些思想和教导决定了初代教会前进的道路,并对后世发生了教条性的影响。

对于罗马帝国的国家体制,随着福音的广泛传播,使徒们是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的,并且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调适”。和《启示录》 那种革命性的结论(把整个罗马帝国视为堕落的大巴比伦体系)不同的是,保罗不仅承认国家体制是上帝所允许的,甚至还把这种国家体制视为一种注重正义、秩序的体制。

所以,当保罗教导信徒顺服罗马的国家权柄的时候,是因为在他心目里这种权柄是来自上帝的旨意,并且其存在也是上帝护理世界的一种手段——以剑赏善罚恶。

和国家秩序同时得到承认和认可的,还有和此秩序有关的另外一些秩序,关乎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的运作,包括财产的分配、阶级的差别(奴隶主和奴隶)、家庭的秩序等。这也凸显出保罗伦理教导保守性的一面。

尤其是在婚姻家庭关系里,保罗视之为基督和教会关系之奥秘的象征,但他也同时重建了那以丈夫拥有支配权的家长制。 这种家长制被视为是一种自然的秩序,那么妻子顺服丈夫也就被视为一种伦理方面的义务了。

而且,这种逻辑也适用于奴隶对奴隶主的关系。保罗教导归信基督的奴隶要顺服奴隶主,并要有忠心。哪怕是面对乖僻的奴隶主,也要坚持这个原则。保罗把奴隶主称为是奴隶“肉身的主人” 。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

就算是奴隶主和奴隶一同信主的,在属灵上是平等的弟兄姊妹关系,但这种属灵关系并触动或没有改变这种主仆等级关系的社会秩序:“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意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由此可见,保罗并没有触及当时在罗马帝国内部普遍盛行的奴隶制,也没有要去改造或颠覆这一制度的任何意图,甚至给人一种“默认”奴隶制的印象。可能是由于这一点,以至于基督教被后世的某些学者解读为下层社会的“精神鸦片”。

但是,和异教伦理不同的是,保罗同时也对丈夫的道德有规范,要求他们爱妻子,照顾妻子儿女的需要并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诚。因此,至少从基督教伦理的角度来看,原本处于劣势地位的妻子、孩子和奴隶都被视为和丈夫及自由人一样平等的个体。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家庭生活趋于深刻化和属灵化了。

对于归信基督的奴隶主,保罗也没有付诸一般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仰望那位在天上的至高主,付诸祂的超自然的权威来劝导奴隶主:

“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五

所以,从保罗的有关教导里我们可以看到,初代基督教对社会的态度是微妙的。这种结合了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精神的原始基督教对罗马世界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对各种社会问题也采取了较为彻底的保守态度。因为改造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完全不是初代教会追求的目标。

但是,这种保守态度并不是一种开历史倒车式的守旧主义,也不是出于对各种体制的爱护或尊重,而是由对现世的轻蔑以及对天国降临的强烈盼望而来的。

早期基督徒顺服罗马皇帝的权柄,力争做一个好公民,其生活表现出美好的品行和广博的爱心,但他们并不把罗马皇帝当做神明来膜拜,就像其他众多异教徒那样做的。而罗马帝国的国家运作伴随着皇帝崇拜,其国家权威具有某些强烈的宗教色彩。

但早期基督教由于自身的特性,单单敬拜独一的神独一的主,期待天国的降临,这就等于是把罗马皇帝从神坛上推了下来,彻底解构和否决了皇帝的神性。

另外,在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上,保罗虽然不曾反对奴隶制,但他教导奴隶主和奴隶在基督里的属灵关系不再是奴仆关系,而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关系。

所以,基督教对于一切顽强的国家主义和一切带有不平等的世俗秩序,就产生了一种解体性的影响。 笔者曾在《早期基督教崛起的“秘密”:基督教在反对古罗马社会三大陋习恶习中脱颖而出 》一文中对这一影响展开做过阐述。

早期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沿着两条路线展开:第一是那种普世性的“爱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追求博爱的生活模式,第二是对世俗秩序和国家制度表现出一种顺服上帝旨意的态度,也就是培育出一种“忍耐”和“受苦”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早期基督教和世俗社会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并且维持了自己独特的信仰形态。

这就是保罗时代的基督教的特色,既能对罗马社会采取保守的态度,同时又能对周围的整个社会生活保持相当的距离,耐心地忍耐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能与世俗社会秩序相对立地建立起一种完全新颖而又极其不同的集体生活——爱的团契,以奥秘性的圣餐作为枢纽的团契生活。

这样,保罗的教导所建立的基本原则巧妙地解决了信仰和世俗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可以对现存的世俗秩序加以承认和调适,因为它们是上帝所允许的,有其良好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要采取一种内在的独立精神,避免被世俗文化同化,因为这些世俗的秩序和文化究其本质来说是属于那必败坏的世界的,处处表现出异教的色彩。

 六

不过,在早期基督教的扩展过程中,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理念并没有衍生出一套社会改革的纲领,因为早期基督教的兴趣乃是纯粹宗教性的,注重个人和内心的革新以及对彼岸世界(天国)临在的盼望。而其社会影响也是由这一崇高的宗教精神释放出来的,并不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

早期基督教社会思想里的保守性和革命性是交织在一起的,并肩存在且不分轩轾。我们可以这么说,其保守性里却蕴含有革命性的种子,并对社会秩序产生一种深刻的转化影响。比如,对不曾反抗奴隶制的保罗来说,他有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属灵关系的改变(不再是奴仆,乃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启迪了后世基督徒为废除罪恶的奴隶制而奋战。

所以,特尔慈对此总结道:“基督教虽然并没有理论上的革命意向,它却可能打破不良的制度,并且创立出新的体制来。”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一神论和普世主义,它的救人道理和它伦理性的内在原则,都包含着一种急进主义,足以使它轻视一切暂时的情况”,并追求一种更超越的灵性的理想,而这势必对世俗社会产生转化和更新的力量! 这就是基督教社会思想的魅力所在。

因此,不必把“改造世界”挂在嘴边,当我们活出福音的原初理想,活出那种从天而来的生命价值,自然就会产生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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