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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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孔子与耶稣的对话:“近代来华传教士儒学研究及启示”讲座

作者: 李世光 | 来源:基督时报 | 2022年12月21日 1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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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对话 融汇 创新:近代来华传教士儒学思想研究及启示——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为个案”讲座通过网络进行,来自鲁东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胡瑞琴教授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为个案受邀为大家分享了她这几年来在近代来华传教士儒学研究方面的思考和心得。

 胡瑞琴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主要著述有《晚清传教士与儒家经典研究》《四书本义官话》等。

 以下为本次讲座的内容摘要:

 2016年11月,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卓新平先生曾在“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学术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的基督教有必要融入中华文化传统,完成文化转型,这是其在华安身立命之本。基督教应该主动、深入地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从耶稣会士所经历的表层文化披戴达其深层文化融入,真正进入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建,并以这种带入、融入、吸纳、重构而为中华文化的革新发展作出贡献。”

 以理雅格、丁韪良、艾约瑟、苏慧廉、李提摩太、艾香德等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把对中国经典的系统研究视为其传教工作的一部分。

 这些传教士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经典进行的跨文化、跨宗教译介和研究,正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适应过程及其中国化最好的例证,也为当代宗教学界如何看待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基督徒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经典提供了历史与文化的经验和借鉴。

 传教士学者(汉学家):一个有意义的称谓,主要是指明清两代来华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群体中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传教士。他们不仅是传教士还是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学术研究者。以往对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更多的关注点在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忽略了传教士也是最早的“中学西传”的传播者。

 这些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教士被称为“传教士汉学家”、“传教士学者”或者“中国学学者”应是当之无愧的。

 一、对话:近代来华传教士儒学研究的背景

 基督教自景教公元635年唐朝时期入华至今已将近1400多年的历史,由于宗教意识和思想文化上的异同,及至21世纪的今天,基督教信仰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被认为是“洋教”,即使是在很多基督徒的心中也存在着这样的认识性偏差。

在中国,儒学思想作为中国民众安身立命的主流思想,孔子作为儒学思想的创始人,被称为圣人,是东方的文化伟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是“万国之救主”。

当基督教进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发生相遇、接触、撞击时,究竟是“心归孔子”还是“心归耶稣”,成为萦绕在中国人心中的难题。

1807年最早来华传教的新教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对孔子有赞赏也有批评,他认为,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孔子是一位智者和正直的人,但是他的教训不能称作宗教。马礼逊还指出:“中国古代圣贤孔夫子不承认将来有天国的存在,也不承认人们对造物主应有的责任。”

正是这种无神论思想,成为中国公众信仰的基础,导致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骄傲和不敬神。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学者理雅格在儒学研究上可谓独树一帜,他对孔子的认识也随着对儒学经典的研究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

主要表现是:“理雅格在1861年版卷册中,对孔子的嘲讽;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转变为对孔子的怜悯比较态度;以及在最后1893年的修订版中,对孔子的赞赏崇拜。”

1861年版:我希望我没有对他做任何不正确的评论。我不会将他称为一位伟大的人。虽然他比同时代的官员和学者更为优秀,但他目光不具备高瞻远瞩性。他对普遍关注的问题没有提出新的见解。他没有推动宗教进步。他不赞同社会进步。我认为,中华民族对他的推崇将会快速而全面的消退。

1893年版:我希望我没有对他做任何不正确的评论。关于这位圣人的个性和观点,我研究他越多,就越尊重他。他是一位很伟大的人,并且他的影响力对中国人来说是巨大的。“过去孔子是中国人中的神圣,现在又以最美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

但是也有一些传教士认为,孔子不仅不是无神论者,而且有着强烈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怀,是一位先知、先导。

持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安保罗。

丁韪良认为:“孔夫子的不可知论与那些旨在破坏信仰超越感官存在的富于攻击性的不可知论有本质不同。首先,孔夫子是一个伦理道德的老师。他的体系同基督教如此和谐,那些金科玉律是其首要的。”

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安保罗和其他的来华传教士一样,深知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心里的地位和意义,明白要让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接受基督教义,必须理解、借助儒学的某些思想与礼仪。

1896年10月份,安保罗就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世教成全儒教说》。

1902年,安保罗推出《孔子耶稣为友论》,称孔子“是上帝赐予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导者”。

1904-1906年,安保罗将儒学经典“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翻译为白话文,即《论语本义官话》《大学本义官话》《中庸本义官话》《孟子本义官话》。

安保罗认为,孔子不仅是上帝赐予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知,并且儒学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相通之处,还担负着传布上帝福音的重要使命。

他对中国文化和孔子的这种理解和认知,会使中国人的心中稍感安慰呢,还是更加孰不可忍呢?

倘若我们仔细辨析安保罗撰写的《孔子基督为友论》会发现,他对儒学经典“四书五经”的深入剖析,他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认识让人耳目一新,也奠定了他对孔子“先知”身份更好更精准的诠释和解读。

基督教与其他文化对话的三个基本原则:

1,一元又多元原则。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2,成全原则。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3,同理原则。“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二、融汇:安保罗对孔子先知身份的神学诠释

传教士作为基督的使者,对儒家思想的研究首先就定格在“先知”“先导”“神的仆人”等文化信息传承者的领承和信心上,看他们是否具备“先知”的特征和能力。

安保罗在1902年完成《孔子耶稣为友论》,其主要是对东方圣人的孔子和基督教称为上帝之子的耶稣基督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并说明:孔子为“寻道者”,而耶稣则为“道”本身的异同。并明确指出孔子是上帝设立在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知。

安保罗指出:摩西、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基督无相背。孔子真诚之善道与基督也不背也。摩西并施洗之约翰与以色列民为基督先导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与希腊人民为基督先导者,似启蒙之师,引导人们到基督。

这样看来,既然上帝在犹太人中,希腊人中皆有先导之人,为其民族认识上帝作开启引导的工作,泱泱土地、攘攘众生的中国,怎会被上帝撇弃在视野之外呢?

安保罗认为“皇天上帝亦与华民赐一位大先导者,即孔夫子以引导中华人民至基督。”既为先导,孔子就担负着把上帝的话和旨意传达出去和记录下来的使命。做百姓至先导“此是孔子最尊最高之任,此是所以孔子基督为友也。”

1. 孔子、孟子是上帝差遣的行道之人

孔子在其言论中多处表明上帝管理天下万民之事,并按照人的行为进行赏罚。如“五十而知天命”“吾欺谁,欺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的这些言论表明,孔子在这里所论及的“天”是具有权柄、意志,可以监察人心和世间万物的生命本源,而不是一个不明世事、无性灵的自然之天。

2,孔子对“神”与“圣人”做了大量论述

关于神。《易经·说卦》中言:“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易经·系辞》也有“阴阳不测谓之神”之语。

可见孔子已经觉察到天地阴阳变化之妙理,但人还不足以解释万物运动不息之本原。也就是说天地之间还有人所不能测度的,对这“万物不测之理”,孔子称之为“神”。

安保罗以此作为证据,认为“孔子显然相信天地间有创造之真神”。令人疑惑的是,孔子所称“真神”之名,不用经书所称的名号“上帝”,而是“恒以天字代之”。

为什么孔子的言论中以“天”代替“上帝”或者“神”?

安保罗分析,这是出于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双重考量:一是因为当时道教刚刚盛行,并创造“五帝”之虚传,恐怕与真上帝相混杂;二是因为当时惟有天子才能敬拜上帝,故孔子不敢僭越,所以代之以“天”,“四书中或称为上帝或称为天,交相互称,名不同而意同一。”安保罗认为孔子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情怀。

关于圣人。孔子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意思就是说:“上天的道啊!效仿上天的道,是人应该遵循的!天生真诚的人,不用勉强就能做到,不用思考就能拥有,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则,这样的人是圣人。”“真圣人是生而知之。”

孔子自评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通过查考孔子的这些言辞,安保罗认为孔子的这些话正是他对自己一生中几个阶段的回顾,或者说对人生的一些感悟。他不是生而知之的,而是后天努力学习明白的。孔子看到了自己的不完全性,没有一点意思说自己是天下之“至圣”。

3,孔子对“至圣者”的预言性

汉代郑玄论《中庸》第31章时认为至圣者是指孔子。安保罗认为这种看法时错误的。安保罗认为31章这段话是孔子对“至圣者”之至上性、独尊性、普世性表达最为精妙之处: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趣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源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这样的圣人是与“天”相配的,或者就是“天”。这才是孔子所盼望的“至圣者”。

在腓立比书2章中,对耶稣的描述是这样的:“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安保罗明确地认为孔子是一位对“至圣者”的渴慕者,以至于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表明孔子不仅是歌慕道之人,而且是个十足的对“道”的敬拜者。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肉身。”“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并不需要寻求“道”,因为他就是“道”本身。

百余年前安保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找准了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实质——就是要解决孔子与耶稣究竟谁是那“至上者”“独尊者”,或者谁具有“弥赛亚性”“神性”。

《孔子基督为友论》著述篇幅虽不长,但其阐释的思想观点却尽显安保罗对儒学思想理解的独特视角。他作为一名德国传教士,则设想说:“假若孔子基督同生于今世,余知二人必多友爱,不为仇敌。”他还特别提到犹太教的圣贤之人摩西,是上帝拣选的以色列国为基督做先导的人。同样,在中国,孔子是为中华帝国为基督做先导的人,认为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仁义之大端实在是“天下共喻之金箴”。

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吴川雷也曾说,以赛亚书11章和《中庸》第31章从内容上、论述的层次上,甚至语气上都十分相近,均描绘了理想中的圣人所具备的各种品德。他的品德为人民所爱,所敬,所尊,他这种功德声望可以与天相配,“宇宙间竟有这样不谋而合的事,真可以算是奇妙了。”

“先知”一词在圣经旧约中有更明确的展示,先知可以成为“神人”“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使者”“受灵感的”等,其主要任务就是把耶和华上帝的话传递给人。先知的话带着权柄,因为是奉上帝之名说的。以色列旧约先知有摩西、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阿摩司、俄巴底亚等。

同样在儒家经典中也有“先知先觉”的概念。

《孟子·万章下》中辅佐商汤王的伊尹曾经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后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天降生这些人民,使先知的人起悟后知的人,使后觉的人起悟后觉的人。我,就是这些人民中天生先知先觉的人,我将用这个天道去起悟这些人民明白。如果我不去起悟他们明白,还有谁能去呢?

 三、探索:安保罗对儒学中上帝观的认识

安保罗在《孟子本义官话》为《孟子·离娄下》中的“以祀上帝”一句作注解时,以近8000字的篇幅,从《四书》中整理出的“上帝”一词共有8处,在《五经》中整理出145处。

安保罗总结出中国古人所论的上帝的主要属性,具体表现为12条:上帝是至高至尊审判世界的主;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上帝的位是在天;上帝是造化之主,是万物之根源;上帝的权柄很大,管理天地;上帝定断立人做君王;上帝爱惜并保护万民;上帝是圣洁的神;上帝喜悦仁义;上帝赏善罚恶;上帝赦免悔罪改过之人;上帝是灵睿之神。

但是,同时儒学中的上帝观也有错漏之处。安保罗认为:一是儒学中对上帝的认识不甚清晰。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虽然知道有上帝,但通常意义上,将“上帝”与“天”、“鬼神”等具有崇拜色彩的词语尚未进行仔细鉴别。以至于人们敬拜“自然之天”或者“鬼神”,而忘记祭拜真正的上帝。二是尚无树立上帝独一无二的形象和权威。比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又比如,“弗祀上帝神邸,遗厥先宗庙弗祀。”在这些经文中,虽然也知道有上帝,但是都没有指明上帝至尊无上的权威性和独一性。三是儒学中的表现出多神崇拜的宗教特点。儒学经书中,不仅提到要敬拜上帝,也崇尚其他各路神圣。比如“怀柔百神”“遍于群神”,在安保罗看来,诸如此类的表达“皆谬误之最甚者”。

安保罗来华时间与久居中国的一些英美传教士相比,并不算很长,却历经了中国历史上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义和团运动起落、科举制度废除、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时刻关注着世界与中国的风云变幻。

作为一名传教士,他最为关心的当然是如何让中国人尽快尽早的“心归耶稣”,他秉承着前辈们的做法,试图在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基督教与儒学中的圣贤之道“相互联盟”,引导泱泱中华大国步入富强、仁义、荣耀之列。

在基督教教义中,爱你的邻舍就意味着与你的邻舍对话。传教士与中国知识界的对话就是基督教与儒学的对话,就是耶稣与孔子的对话,就是上帝与人的对话。

由于上帝与世界各族人民的相遇,使理性的学说更具有了个体性、超民族性、普世性、自由性和生命活力。中国传统儒家经典与文化本身具有的传承性,也有一种需要更新和充实的历史性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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