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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导读 |《堂吉诃德》跨文化多维度比较(二):骑士小说与流浪汉小说的纵向比较

作者: 空谷回声 鱼乐斋 | 来源:基督时报蒙允转载 | 2023年02月26日 06: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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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2月导读 | 《堂吉诃德》跨文化多维度比较(一):多维定位

一、骑士小说与流浪汉小说的纵向比较

(一)骑士小说源流

西班牙骑士贵族集团形成的背景是反抗摩尔人侵略的光复运动,这是一个旧宗教已然瓦解、新信仰重建不久的社会人性失范的时代。中世纪法国和西班牙杰出的民间英雄史诗《罗兰之歌》(11世纪)《熙德之歌》(约1140)为骑士传奇提供了文学基础,西班牙帝国崛起和称霸欧美为其奠定了军事和经济基础。骑士小说是中世纪贵族骑士阶级创作的以歌颂骑士精神为主题的世俗文学。十字军东征将骑士文学推广到全欧洲。骑士精神具有精英文化气质,包括五个要素:护教、忠君、重誉、尚武、追求爱情。骑士的浪漫爱情多为婚外情,具有反极权专制、反教会禁欲的世俗自由的价值取向,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破晓歌”、“罗曼司”最优美动人。骑士文学的两种形式分别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传统:骑士传奇(叙事诗)如《玫瑰传奇》(13世纪)、《亚瑟王和圆桌骑士》(1484)成为欧洲长篇小说的基础;骑士抒情诗成为资产阶级抒情诗的基础。骑士的“绅士风度”影响了现代欧洲人对于个人身份、权利、自由、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外表举止的讲究;对于追求精神理想和尊崇女性的浪漫气质的向往;以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费厄泼赖精神品质。总之,骑士文学使现代欧洲民族性格中既含有优雅的贵族气质,又兼具信守诺言,见义勇为,为理想和荣誉牺牲的豪爽儒雅的武侠品格。

骑士传奇和小说揭示的真实生活较少,虚构成分较多。骑士传奇成为长篇小说的雏形,叙事模式化,冗长拖沓,通俗易懂,主题和人物大同小异,艺术价值不高。骑士传奇的主题大都是骑士为了荣誉、宗教或爱情,表现出一种冒险游侠、替天行道的精神。骑士传奇不同于英雄史诗,它没有多少历史事实根据,而是出自作家的虚构,有不少题材取自民间传说,或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骑士传奇和小说可以按题材分为三个系统:第一,古代系统一般是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作品;第二,不列颠系统是围绕古代克尔特王亚瑟的传说发展起来的,其中主要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冒险故事;第三,拜占庭系统是借用古希腊罗马故事写成的作品。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随之衰落。德国诗人海涅认为“武侠小说愈来愈糟,变得荒谬绝伦,塞万提斯凭《堂吉诃德》一书把它推倒。但是他一面写讽刺,拆了旧小说的台,一面就给我们所谓近代小说的新型创作立下模范……塞万提斯在武侠小说里安插了对下层阶级的真实描写,掺和了人民的生活,开创了近代小说。”(参见:《塞万提斯研究文集》陈众议编选、钱锺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8页)

《堂吉诃德》横空出世产生了巨大的风靡效应,骑士小说果然一蹶不振,此后销声匿迹。作品不但实现了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而且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多方面的持久的影响。

(二)流浪汉小说及其源流

流浪汉小说诞生的历史背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资本主义萌芽,资产阶级逐步取代贵族阶级登上社会主流地位,流浪汉小说淘汰骑士小说,人文主义战胜骑士精神,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流浪汉小说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起源于西班牙,流行于全欧洲的一种小说样式。有三个特点:其一,以第一人称叙述主角半自传性经历,其二,人物颠沛流离,或无家可归,或有家不回,大规模展现社会场景,环境变幻不定;其三,时间线性结构,情节散漫,记流水账。广为传播的流浪汉小说代表作是西班牙无名氏创作的《小癞子》(1554)。流浪汉小说此后成为欧洲小说影响最大的模式,与日本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庭院模式”对照鲜明。流浪或漂流的叙事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民间史诗《荷马史诗》,经过古罗马维吉尔的文人史诗《埃涅阿斯纪》和中世纪但丁的《神曲》,再由诗歌发展为散文传奇,由骑士小说转换为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日臻成熟。《堂吉诃德》作为流浪汉小说第一个里程碑,影响源远流长。《堂吉诃德》作为流浪汉小说第一个里程碑,影响源远流长:笛福《鲁宾逊漂流记》(1719)、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1726)、菲尔丁《汤姆·琼斯》(1749)、司各特《艾凡赫》(1819)、拜伦《唐璜》(1824)、歌德《浮士德》(1832)、狄更斯《奥列弗·推斯特》(1839)、凡尔纳《地心游记》(1864)、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1884)、显克维奇《十字军骑士》(1900)、拉格洛芙《尼尔斯骑鹅旅行记》(1906)、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1913-1923)、勃洛克《十二个》(1918)、张乐平《三毛流浪记》(1935)、索尔·贝娄《雨王汉德森》(1959)、戴维·洛奇《小世界》(1984)……。

骑士小说的主题“贵族英雄主义”,在传承基督教信仰和蝶变的骑士精神前提下,由流浪汉小说导向“平民阶级人文主义”。骑士小说的品性气质由以情节设置为中心的通俗文学过渡到以人物塑造和主题意蕴为中心的精英文学。

(三)《堂吉诃德》的人文内涵和表现特色

1.创作动机与效果:

《堂吉诃德》前言申明作者写作动机之一是“要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但作品的动机与效果可以不一致:效果大于动机、形象大于思想的文本往往是杰作的标志——《堂吉诃德》跟《人间喜剧》、《死魂灵》、《红楼梦》就属于这类经典。作品对骑士小说进行了“扬弃”而非过去所言“消灭”,“倒掉洗澡水时保留了婴儿”。小说中变味的骑士精神五个要素具有反讽意义:维护教义和一神论信仰而非维护问题教会利益;忠君演变成爱国——捍卫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重视个人荣誉胜于集体荣誉;尚武蜕变为见义勇为行和侠肝义胆侠(堂吉诃德没有武功);追求偷情贵妇退化为喜爱村姑。主角堂吉诃德的身份地位降格为破落乡绅——既无高贵血统与显赫门第,又无强壮魁梧身躯和绝世武功,瘦得像根晾衣杆,更不可能得到漂亮贵夫人的爱情。作者意识到,要“铲除人间不平事”不能“寄望复兴骑士制度”,而只能“信靠耶稣基督救赎”。接受美学代表罗伯特·耀斯(1921-1997)称堂吉诃德为“最后一位骑士”有见地:“作为一个迟到的试图与异化了的世界抗争并实现骑士精神的理想的英雄,堂吉诃德原本是一个最优秀的读者。这位读者再也不满足于他接受的角色,他踏上征途,要把他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变成行动的准则……他作为天才的解释家,知道如何在现实拒绝遵从他的期望和欲望时,用自己的创造性的想象来医治贫乏的现实。”(《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德]罗伯特·耀斯,顾建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283页)堂吉诃德之所以荒诞可笑,并非因为骑士精神衰朽腐败,而是由于骑士精神走火入魔跟不合时宜。

2.《堂吉诃德》的人文主义内涵:

堂吉诃德的崇高感与悲剧性来源于作品内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

多数读者强调堂吉诃德的骑士职分,而忽略了他的圣徒职分。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的骑士精神被普遍赞颂;分别为圣、疏离世俗、灵修操练的圣徒行为往往被遮蔽。新旧交替时代骑士制度的衰落和宗教信仰的变革复兴同步并行。圣徒与骑士的双重职分使堂吉诃德既崇高又滑稽,他反对出世苦修,勇于践行圣道,具有奉献殉道的决心。他认为“骑士道就算得一门宗教,骑士也能成圣上天。”堂吉诃德将骑士操行跟圣徒灵修相结合。他与风车博斗,以为打风车就是挑战巨型魔鬼,为要消灭地球坏蛋。隐喻了他敢于与强敌抗争、为民除害的斗争精神。堂吉诃德以锄暴安良、扶贫济弱为己任。他曾多次慨叹:“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建立骑士道是为了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堂吉诃德经常“凭全能的上帝起誓”,“凭耶稣圣体发誓”话语和行为属灵,信靠神的灵力抗拒物欲诱惑与罪恶试探。堂吉诃德的远大理想与其说是重建骑士制度,不如说是基督再临审判拣选后的天国自由幸福。这虽然有点虚幻、好高骛远而不切实际,却真实表达了作者坚信的人类终极追求。

基督教人文主义内涵在作品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理想远大崇高:扶正祛邪,践行仗义勇为:平民立场。

作者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作奴隶未免残酷”,因而救苦救难,舍身冒险,体现了他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堂吉诃德第一次游侠,看见十五岁牧童被地主捆绑鞭打,他拔刀相救,教训地主,并向牧童宣布:我解放了你,你自由了。“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地下或海底所藏的一切宝贝都不能和它相比,为了自由,正像为了荣誉一样,可以而且应当牺牲生命。”他那同情弱者的仁慈心怀表露无遗。结果,堂吉诃德很有成就感地扬长而去后,牧童遭到更加残酷的鞭打,他怒骂解救者:“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 ”

②堂吉诃德具有两性平权观念和女性主义倾向。

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梦中情人杜尔西内娅的美化,对牧羊女玛塞拉冤案的辩护(上卷12-14章)。公爵夫妇作为小说第一部的痴迷读者向第二部的堂吉诃德诘难求证杜尔西内娅的真伪,堂吉诃德耐人寻味地回答:“世界上有没有杜尔西内娅,他是不是被我臆造的,谁知道呢?”从接受美学来看,虚幻美人杜尔西内娅可以象征性阐释为作者信仰的在天而非在世的终极理想。玛塞拉不但美若仙女,而且人格独立坚强,捍卫敬虔信仰、贞操德性、自由正义,因不愿被花花公子欺辱玩弄而对男性怀有敌意。她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变为“反凝视”的主体。堂吉诃德为她辩护:“像她这样洁身自好的姑娘,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理应受到好人的尊重。”在男权世界和单边话语时代,作者和堂吉诃德能够同情和赞誉弱女子,而且跟女性主义结盟挑战男权,实属难能可贵,虽然比不上早几年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1596)那么大胆先进。堂吉诃德率先具有英国式的“绅士淑女”意识:绅士风度的重要表征就是捍卫个人自由和尊重女性,淑女气质的重要表征就是敬虔信仰和规范教养。那时绝大多数东方女性都不可能接受文化教育。当然,玛塞拉最终归隐山林(而非很多女性选择的出路:进修道院终身不婚侍奉神)、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反抗压迫争取女权,只算一种消极自由而非积极自由,不但改变不了社会偏见,而且也因缺乏现实可行性而不可取法。女性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并非田园牧歌和消极对抗可以实现。

3.表现特色之一:狂欢风格:

俄罗斯美学家巴赫金认为,文艺复兴是狂欢生活的顶峰,文艺复兴文学普遍实现了深刻而又张力巨大的狂欢化。作为文艺复兴一锤定音的长篇小说最高成就的《堂吉诃德》,代表性地具备了狂欢写作风格。“狂欢使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明智与愚蠢等接近起来,联系起来,定下婚约,结成一体。”(《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77页)《堂吉诃德》狂欢张力风格具有如下特征:多套层框型结构、第一人称叙事多视角转换、虚构与写实共存、崇高肃穆与荒诞嘲讽并置(“否定-肯定”双重张力)、传统承袭与滑稽模仿互补、疯癫与清醒杂糅的双重力量、优雅与粗俗混搭,众声喧哗的复调淹没了作者话语而让渡文本敞开自述。

作品叙事像玩游戏一样借用了跟狂欢张力风格适配的“多套层框型结构”:第一层,申明“我”(隐含作者的贵族史家)要写新小说来消除骑士文学的副作用;第二层,“我”(主角堂吉诃德和配角桑丘·潘沙)阅读的大量骑士小说内容,以及有关评论资料;第三层,被讲述的主仆二人的游侠冒险情节细节;第四层,游侠过程中两人诉说和听说的故事中的故事(游移不定的第一人称),以及第二部中的伪续书及其评论内容(文本阐释与反驳)。多套层框型结构衍生出听、说、看、行的多层关系,“我众在场”逊位于“情节人物意蕴在场”。作者在小说序言中事先告诫读者:“你有自己的头脑,也像精明能干的人那样能自由作出判断。……你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也不承担任何义务。你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只管和盘托出”。美国后现代作家纳博科夫指出:“塞万提斯什么也没有消灭;实际上,在今天,身处痛苦烦恼之中的姑娘还在加以拯救,恶魔还是在加以扑杀———在我们的低俗黄色的文学里,在我们的影片中———跟几百年前一样加以奋力拯救、奋力扑杀。”(《堂吉诃德讲稿》[美]纳博科夫,金绍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47页)当今,在中国批判地借鉴倡导长期缺失的骑士精神或贵族气质有其必要性。作品的情节时空场景狂欢扩大了容量:第一次恢复了大规模的史诗功能,出场人物达700多。大街、酒馆、餐厅、广场、总督府、人物性格类型、游侠和居家生活穿插、雅俗夸饰语言杂糅交响,共同组合成狂欢场域。狂欢理论和狂欢写作跟民间传统狂欢节有关。狂欢节有全民参与性:个人摆脱羁绊约束,消解等级差异,获得自由、平等、喜乐。

4.表现特色之二:滑稽模仿:

作品对误人子弟的骑士小说冷嘲热讽,成为世界幽默讽刺杰作。为了瓦解骑士小说,作者故意戏仿骑士小说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方法叫“滑稽模仿”(也译“戏仿”)。“滑稽模仿”是“对讽刺者的反讽”。《堂吉诃德》首创“滑稽模仿”表达方式,对当今风靡全球的后现代主义影响很大。解构主义代表罗兰·巴特敏锐发现文本的张力魅力在于两个以上文本边缘之间的断裂处。《堂吉诃德》的“滑稽模仿”增强了文本多重读解的狂欢效果,这也是它数百年经久不衰、可读性多义性强的原因之一。“滑稽模仿”不但催生“互文”双重效果(新旧文本外加民谣、俗语、谚语、诗歌、书信形成话语狂欢),而且使被模仿对象死而复生,堂吉诃德“是我们所愿意称道的英雄。赫拉克利特说得好,下降的路与上升的路是一回事。”(《诚与真:诺顿演讲集 1969-1970 年》[美]莱昂内尔·特里林,刘佳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89页)堂吉诃德之死既意味着骑士制度连同骑士文学寿终正寝,也象征虚拟幻景和偶像崇拜被清醒理性和超验信仰所取代。讽刺诗最终变奏成了赞美歌,滑稽喜剧角色升华为崇高悲悯角色。小说结尾,堂吉诃德回家病危时才恍然大悟“诚心忏悔”:“我从前成天成夜读骑士小说,读得神魂颠倒,现在才知道那些书都是胡说八道,只是悔之晚矣!”他立下遗嘱,让家人把误导青年走火入魔的骑士小说烧光。作者总结道:“他活着是个疯子,死了却是个智者”。堂吉诃德作为骑士受封的场景是穷客店的马棚,加封者并非教会神职人员,而是店老板;妓女为他挂剑;受封时手捧的并非《圣经》,而是供给草料的账本。受封过程荒唐滑稽跟堂吉诃德一本正经的虔诚姿态形成亦庄亦谐的反讽。对梦幻情人、肥蛮村姑杜尔西内娅的“美貌”描写非常搞笑:“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珍珠”。骑士爱情跟骑士文风都同样矫揉矜夸。夸饰溢美之词与降格低俗的广场粗话(包括描绘呕吐拉稀的细节)杂糅拼贴出话语狂欢效果,这种文体暴力嵌合显得古灵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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