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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31日宗教改革日纪念文章:宗教改革与劝服文化(下)

作者: 译者:S.I. | 来源:基督时报 | 2023年11月25日 18: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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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宗教改革将圣经作为万物之源一样,即将付梓的赞美诗集的基础也源自这一泉源。

宗教改革家们以《以弗所》5:19和《歌罗西书》3:16的内容为基础,因为这些经文提到基督的话语与《诗篇》、赞美诗和灵歌一起居住在我们里面的重要性。

马丁·路德写过几首赞美诗,其中部分是基于《诗篇》,如赞美诗《神是我坚固保障》(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基于《诗篇》46篇“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尽管并不是那么知名,路德所作另一首赞美诗《我从深处向你求告》(Out of the Deep I Cry to Thee)基于《诗篇》130篇“我从深处向你求告”。约翰·加尔文也参与过赞美诗创作,如1545年,他根据《以赛亚书》41:14的内容创作了赞美诗《得胜,耶稣,我永恒的救主》(Hail, Jesus, my eternal redeemer,未能查到中文歌名)

宗教改革另一重要贡献是对人民进行基督教教育。

不仅考虑神学家,也考虑到普罗大众,路德作出一个激进且大胆的决定,开始使用德语进行布道和出版,此举对于当时仅使用拉丁语进行布道和出版的罗马天主教会而言是一大挫折。

宗教改革时期开始使用的一大资源是教理问答,即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传授信仰之基础。

这种教导方式正是宗教改革家们在其争议多多的论文中使用的方式,他们将文章内容转变为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作为一种对话,教理问答的教材远比单纯重复的课文更令人容易理解。

教师干预也为学生们提供了总结主题或重新定位新主题的机会。

宗教改革家们试图用过教理问答劝服人,他们向人民传授有关信仰和实践的基本课程,其目的是教导他们耶稣基督徒是生与死的唯一慰藉(《海德堡教理问答》提问一之回答)。

宗教改革家们还在未来的礼拜牧师的神学培训上面大展拳脚。路德是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书,这所大学是16世纪德国神学家们的培育温床。

在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也试过邀请欧洲宗教改革家们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讲授神学。

同时,一所学院在日内瓦成立,来自世界各地的未来牧师及传教士都在这里接受培训。

新教传教也开始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

几位德国神学家前往北欧国家传讲因信称义的教义。在日内瓦,人们接受了神学教育,回到本国传播他们学到的教导。

这些人中有一位学生名叫奎多·德·布雷斯(Guido de Bres),他后来成为《比利时信仰告白》(Belgian Confession of Faith)的编辑者,该书至今还在被世界上某些改革宗传统的教会用作信仰摘要书。

他们热衷于宗教改革的理念,热衷于培养一种试图改变人和社会的劝服文化,也因此在1557年尝试过将新教教义带到现在的巴西。

这一年,14位日内瓦人带着向新大陆传福音的想法踏上旅途。他们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将新教教义带出欧洲大陆所作的努力。

另一种有助于劝服文化的传播方式是散发神学小册子。路德得到过艺术家卢卡斯·科纳赫(Lucas Cranach)的帮助,向后者委托给小册子绘制插画,以便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

路德很明白,以插画的形式来表达文字和思想非常重要。对于他而言,书中的美学元素非常重要,他看重这种设计的质量,因为在这一设计中,他必须传达自己的信息,好显示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科纳赫和印刷术的帮助,有助于更好地广泛传播路德的思想,也有助于与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教会进行更好地交流。

宗教改革中最鲜有人提及的一个方面就是欧洲发展起来的新的连带感。受迫害的新教徒在日内瓦、埃姆登或伦敦等城市进行避难时得到的帮助就很好地体现出这一点。

日内瓦很快成为约翰·加尔文等受迫害的法国新教徒的聚集地。来到日内瓦后,加尔文专注于帮助其他面临迫害的人,苏格兰人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诺克斯成为加尔文的学生,还将加尔文的思想带回到苏格兰。

埃姆登是荷兰人的避难所。导致低地国家北部诸省获得解放并宣布自己是新教徒的起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后来,荷兰成为改革宗新教的一处中心,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荷兰语圣经译本。

在英王爱德华六世(1547年至1553年)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至1603年)统治时期,伦敦成为受迫害新教徒的避难地。

也正是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像马丁·布策(英语作Martin Bucer,德语作Martin Butzer)、弗朗西斯科·德·恩奇纳斯(Francis of Enzinas,以Francis Dryander之名闻名)、彼得·马尔提·维尔米吉尔(Peter Martyr Vermigli)等神学家陆续来到英国,这些人对英国圣公会神学的形成,包括《公祷书》和后来成为《三十九条信纲》等的神学,都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

宗教改革的另一要素是归属文化的发展。

运动之初,语言和文化要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让人们对涌现出的几个传统产生了归属感。

这种归属文化体现在教会礼仪发展上面。使用当地人的语言传讲上帝的话语,使用当地人的语言注解圣经、教理问答和赞美诗,有助于形成一种身份认同。

这一身份肯定了人们对圣公会、路德宗或改革宗的认同。它也带来了同一运动中的某些传统,如英国圣公会《公祷书》的礼仪、改革宗教会《海德堡教理问答》52周教导,抑或是路德宗教会礼拜仪式中的敬拜。

以上都是安德鲁·佩特格里的遗产。祷告求主继续兴起历史学家,向我们展示宗教改革带来的劝服文化的历史及重要性。


原作者阿尔图罗·特拉萨斯(Arturo Terrazas),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卡斯特尔德费尔斯市IBSTE神学院(英语作The Bible Institute and Faculty of Theology of Spain)教务长、旧约圣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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