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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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终盘点| 疫情后的中国基督教:呈现十大发展新趋势

作者: 王璐德 执笔 | 来源:基督时报 | 2024年01月02日 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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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三年疫情后生产生活开始全面恢复的第一年,教会也是如此,无论是实体聚会还是各类事工,都开始重新活跃起来。

这一年透过观察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基督教呈现出许多和疫情前一样的样子,也呈现出许多和疫情前非常不一样的样子:它已经在发生着深远的变化。

一、处境的变化

教会身处时代和社会之中,这些构成了它的宏观处境。2023年,中国教会所处的外界宏观处境发生了许多深远而巨大的变化,主要包括存在的环境、疫情带来的信徒流失、经济下行带来的经济压力、及各地人员流动和事工交流恢复等几大方面。

——信徒流失
疫情对全球教会都带来的一个共同影响是:信徒流失明显。韩国和新加坡有统计表明,他们本地的教会至少25%的信徒在疫情期间流失。中国基督教虽没有此方面直接的数据统计,但大部分教会也都面临类似的情况,不同地区有教会反馈的流失比率10%-30%不等。

信徒流失的原因主要有:疫情期间,教会实地聚会无法正常举行,有些信徒长期不能聚会,没有人来牧养,时间一久,信徒信心软弱而流失;大部分教会因无法实地聚会而提供线上聚会,疫情结束后,部分信徒习惯了线上聚会的便利,因为可以节省时间,还能自由地在网络上挑选喜欢的牧者,收听他们的讲道,因此疫情后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回归实体教会。

不过,也有牧者介绍说,自己所在的教会很好的做了小组和门训,信徒没有流失,反而有增长。

——经济下行
疫情后,一个最直接的环境变化是经济下滑,这对很多主要依赖信徒奉献而生存的教会影响是巨大的。由于教会人数减少以及经济下滑,不少一二线城市的教会的奉献萎缩严重,甚至有些教会的收入是负增长的状态,奉献无法支付教会开支,因此传道人和教会都面临经济和生存的双重困难,不少小型教会也因为入不敷出而不得不关门。

当下传道人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也是明显的。一位在一线城市做牧会的80后牧者谈到,他本人虽然有1万块的工资,但租房就需要5000多,加上自己交社保2000多,幸亏妻子也在工作,所以他们夫妻二人和一个女儿可以勉强生活,而教会给予的其他福利和照顾并不多。不少70后和80后的牧者在经济方面的焦虑明显增加。因为信众的收入都在下降,房贷、孩子教育费用、日常生活开销...这些都是真实的压力。

二、十大趋势和探索

新的处境变化明显,促进不少教会不得不内在主动或被动地去做出巨大调整,使其在发展模式、牧养方式、福传方式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疫情后不少中国教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模式阶段。

其呈现的新的趋势和探索主要有:

1. 走出大教会的迷思
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知名的一些教会很多是超大型教会,采用的是堂会制,这导致2010-2015年间很多中国的教会也非常倾向于学习和模仿这种教会模式,尤其有一种“大教会的迷思”。
一位长三角的牧者曾说:“过去20多年,我和不少牧师同样受到尤其是欧美和韩国等超大型教会模式的影响…毫无疑问,超大型教会有着许多的优点,教会的体量非常大,拥有的人才也非常多,资源也很多,很多的服事和事工都可以很方便的开展,而且同时还能够做的相当专业,拥有卓越的影响力…很多中国教会的牧者也都曾经有过这样的迷思,立志把教会做大做强,最好做成超大型教会,这样的初衷和想法可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

但这些年不少的经历让他改变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我们的现实处境,我们的处境跟那些超大型教会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因此,“中国教会的牧者们一定要认真考虑我们自身的处境,慎重的选择,不能够完全照抄照搬那些超大型教会的做法。”

走出大教会的迷思,除了模式变化外,其中更深层的是观念上的转变:比起之前重视表面的规模、人数和效率,更加开始强调教会的本质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

2. 重新强调和渴慕复兴

在疫情后信徒流失的大背景下,多个教会和多位牧者都呼吁要渴望和迎接复兴,特别是今年2月在美洲发生的阿斯伯里大复兴也让更加激发中国的牧者同工对复兴的渴望。中国国内不少牧者尤其是灵恩派背景的中青年牧者同工对复兴保持关注、讨论和思考,并且在各地宣讲和呼吁。

这些思考和讨论包括:真正的复兴是什么?复兴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如何才能迎来复兴?复兴的基本元素有哪些?也有多位牧者呼吁:疫情后实地聚会逐渐恢复了,但比起外在的恢复更加需要恢复的是我们内在的渴慕和热心与对复兴的期待。

3. 教会模式的多样化探索

在走出大教会迷思的同时,牧者们就教会发展模式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虽然疫情放开后不久,仍有牧者就是否回归到曾经的大堂会模式,还是继续使用小组和分点牧养的模式产生过犹豫,但大部分教会还是肯定了分点和小组的模式。

虽然疫情后因为信徒流失和环境等原因,躺平的牧者不在少数,但仍旧有许多有追求的牧者在中国教会进一步转型的探索上汲汲进取,并影响着周围的牧者逐渐转变。这些模式的探索包括回归使徒时代的教会、家教会、微型教会、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或译为社区型教会)、健康教会、福音生态系统等。

上文刚刚提到的走出大教会迷思的牧者的方式是“双轨制”,两条腿同时走路,一方面仍旧延续之前大牧区和堂会的理念,但同时延展了微牧区的概念,就是微型教会。他也看到全球教会也逐渐走出超大型教会的迷思,开始尝试微型教会等多种新方式。他说:”我认为未来中国教会也应当更多需要走微型教会的路线,我认为这是中国教会未来一定要看到的一种宝贵的模式。“

一神学研究者认为,和过去近20年中国教会转型不同的是,今天需要继续探讨中国教会的进一步转型。他认为主要是三方面:从教会制度(牧者)的建设转向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建立;从走向主流文化的提岀到落实福音+即福音与文化、与社会的对接; 从差派神职人员的教会到人人皆被差派的使命导向/社区型教会。

模式探索虽然多元,但不同的尝试者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小组+门训是未来十年教会健康发展最重要的2个元素。

4. 重视家庭

在牧养上,更多中国教会开始重视牧养家庭。疫情前,教会主要的焦点是偏向于人数、奉献以及事工导向的增长。但疫情期间,面对教会发展陷入停滞和信徒流失的局面,许多牧者开始反思并意识到教会的健康与发展离不开精细化的牧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对家庭的深度牧养。因此,疫情结束后,越来越多的牧者更加重视家庭的精细化牧养。“牧会就是牧家”,这是一位华南牧者对自己牧会哲学的概括,也是不少牧者当下展开的实践尝试。

因为不管是刚来教会的新人、普通的信徒、还是教牧同工群体,其实都有一个共同需要,就是家庭。一方面,当下濒临破碎的家庭很多,主内外的婚姻问题都比较严重,因此牧养家庭对于帮助新人和普通信徒都是帮助;同时,对许多教会牧者同工而言,最大的痛点就是家庭和亲子,如何促进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和谐对他们也是很大的挑战。因此,虽然牧养的群体不同,但家庭是共同的牧养需要。

5. 信仰生活化

信仰生活化也是新的一个大趋势。一方面信徒如何活出信仰是当下基督徒最大的诉求之一,因此职场、家庭和人际等方面的课程变得热门。同时,这也成为新的福传关键点。很多牧者发现比起之前传统的口传和单张的福传方式,信仰生活化即信仰要在生活、职场和家庭中体现出来是更加重要的。愈来愈多牧者谈到,不只是讲得好别人就会信,真实的生活才能更加能说服一个人,信仰如何体现出来不只是靠宗教仪式和形式,也不只是在教会里的信仰,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如何活出福音更加重要。

6. 新的牧区:职场和社区

中国近十多年一直处于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在城市之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包括职场人群和社区人群。因此,这两者也开始新的牧区重点和方向。

如何牧养职场中的人群并且帮助他们在职场中活出信仰和见证,是城市教会牧者的重心转向。但当下教会对于职场群体的牧养较为困难,第一因为大部分牧者的职场经验有限,专业性也有限;第二是因为当下成功的职场基督徒也不多。一位80后的博士出身的西部城市牧者分享说,在牧养中,由于自己“年纪轻,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这使得他在牧养信徒时多有欠缺。“有时,信徒会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和困惑来找我,每当这时我就很难给予他们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重视社区建设是社会当下的一种趋势,也有愈来愈多教会人士和个体基督徒看到:社区或许是我们下一步服事的趋势所在,因此也开始尝试做出一些更新和探索。有牧者发现,当下欧美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教会在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后,当下的定位更多是一种“社区教会”的概念。

7. 营商理念加强

疫情三年后,因为奉献减少,不少教会面临经济危机。不同的传道人在面对这一现实时,应对方式不同。有的是在贫穷中忍耐,有的是下海打工,比如有曾经的名牧下海开滴滴养家,这些属于比较健康的方式。值得担心的是,有一些牧者为了谋生陷入到不同形式的传销里,甚至导致自己所带领的信徒陷入到多种商业陷阱里面。有牧者观察到,这些年一些牧者因为钱倒下了不少,比如做直销、传销、集资、外汇诈骗等敛财,也有在讲道后销售或利用属灵名义夸大自己推销的产品效果等多种方法,使得好多同工和教会受到很大亏损。

整体上,中国教会一直以来受基要主义、圣俗二元主义的影响颇深,“越穷越属灵”的观念比较流行,对于商业和经营等常常有许多不健康的认识;越来越多的牧者开始转换想法,认为教会要有经济自立思维。

一些积极的教会和牧者都看到教会需要加强营商理念,少数也开始谨慎的尝试多种可行的营商模式,以促进经济问题的长远解决。比如经历过工商团契热潮的商人认为,曾经只要商人一信主就呼召他们做传道人的方式并不健康,商人本身的职业身份需要得到尊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牧养,透过他们的奉献可以帮助到教会;也有教会领袖鼓励牧者同工和信徒做小买卖、团购节省生活成本、经营一些企业或实业等。但整体而言,较为成熟和可行性的尝试仍旧很少,处于萌芽的状态。

8. 本土化需求增大

几十年前,中国教会发展可能缺少的是钱,但随后有人说中国教会发展缺少的不是钱,而是培训方面的资源;而当下愈来愈多的牧者发现,中国教会在培训的资源也并不再缺乏了,各种新人、门训、同工、小组长的培训课程以及单身、婚姻和亲子的课程和资源都逐渐丰富和多样化。

但牧者们发现,虽然中国教会在不停地学习各种国际流行的牧养和小组课程,但每种课程都好像一个运动或风潮一样,每次都是二三年就过去了,然后下一个运动或风潮又出来了,而教牧同工们也陷入到了反复学习新课程、不断地跟从各种新的运动和风潮的怪圈里。因此,愈来愈多逐渐成熟起来的本土牧者发现,其实从国外引进的各种门徒培训、小组牧养等方面的教材或资源并不能直接适用于中国,关键是如何根据情况将教材本土化来进行应用,也有牧者开始自己制作小组牧养的材料或本土化的教材。

9.信徒原子化趋势明显

疫情后基督教的一个现状就是信徒的原子化趋向明显。一方面,各种大环境加上教会经济压力变大,不少教会更难承担礼拜聚会以及其它基督教活动的成本,直接导致信徒对教会的委身度降低,加之传统教会在吸引新一代上较为无力,因此游离于主体教会之外的信徒增多,信徒原子化倾向更加明显。

同时,由于经济等原因导致一些牧者同工的流失,以及传统教会很难给平信徒提供岗位,因此这些群体中一些人开始在社会中有重新就业、或者做个体生意的,也有其中一些有情怀和追求的人创办非教会类的多种机构和事工方式。如不少平信徒以纯商业的方式做心理咨询、家庭教育、婚恋辅导等企业或机构,以帮助到社会人群的需要。

10.开始强调神国、共同体和福音生态

2010-2015年间,中国城市教会比较强调异象、会友等观念,比较关注个体教会和宗派的建制化。但如今,城市教会开始逐渐走出建制化,强调一些新的观念:神国、共同体、福音生态等。

疫情和环境本身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教会相处的格局,改变了大家关心的核心问题,发现教会之间的争论原来多么没有必要,因为过去资源丰富的时候,为了资源分配,各种教义争论、体系建制等方式划清界限,而现在,资源困乏,各自为政的边界意识会让教会个体孤立无援,导致教会发现分歧已不是那么重要,需要更多交流和合一。

强调福音生态是这一趋势的体现,认为不仅仅只是关于自己教会的成长,而是不同背景的教会和多种事工如何聚焦于神国,在自己的地区和文化范围内打造出健康的教会生态系统。共同体观念则是对疫情后基督徒个体原子化趋势增强、以及建制化教会强调所属的一种矫正,强调信徒共同的社区生活,让信仰融入每个信徒的家庭和生活中,并通过关系、生活、开放式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的过程中让慕道友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

三、挑战和危机

在种种处境变化和新的趋势探索的同时,中国教会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是更为深层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如何牧养95后00后,教会和商业如何保持独立,以及培养新的人才等。

——如何牧养95后00后?
Z世代,通常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也被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这一概念投射到中国当下,95后00后就是这一群体的主力,他们已经成年和逐渐步入社会。2017年中国人口总数达到13.9亿人,其中199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数为4.64亿人,占比为33.4%。若按照世代划分来看,截至2018年6月,中国Z世代人口数量为2.3亿人。 然而,中国教会在如何吸引和牧养95后00后上,却经验寥寥。有神学研究者认为,其实这一问题的背后是中国教会和牧者对后现代社会很少了解和思考,所以今日教会需要如何参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相遇,是核心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如何保持教会和商业的独立?
经济大环境凸显教会自立的重要性,因此营商趋势出现。但教会如何和商业因素保持独立和互助的健康关系,国内教会在此方面的经验并不多,反而出现更多的是因经济而教会腐败、分裂及牧者同工受损的情况。因此,中国教会如何在体制和运作上探索教会和商业独立,并能够商业促进教会的自养,是非常关键性的。教会需要面对并且正确教导关于钱或者与钱相关的真理,信徒的认知需要被更新。穷就是属灵、圣俗二分、钱是罪恶的观念的破碎,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圣经如何看待金钱、看待一个人拥有的东西等教导需要被正确教导。同时也要看待钱确实会带来试探,需要警醒小心。

——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未来人才的危机是最大的难题之一。一位60多岁的农村教会领袖说,他年轻时20多岁开始服事时是最年轻的一批同工了,之后40多年的服事过程中他一直都是最年轻的一批同工了,他以自己的经历说明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一直是他这个岁数的人在做领袖,传承和下一代接棒人的问题非常严重。中国教会需要切实更多挖掘和培养新的牧者领袖。

四、结语

2023年,最引起关注和讨论的一个调研是国际著名的调研机构皮尤(Pews)8月和12月的报告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基督徒人数比例、新教礼拜场所等数字的对比,指出2010年后这些方面的数据没有明显增长。由此,也让许多人开始怀疑:是否2010年以来,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开始停滞或放缓?

实事求是而言,中国教会的确在蓬勃发展上不如以前。当然,任何事物都会经历萌芽、成长、高潮、成熟、平稳和衰落等不同的阶段。中国基督教在呈现了过去数十年的原始增长后,其蓬勃的活力是否仍然能够持续?或者说,活力如何在新的阶段更新和延续?这是当下中国教会亟需讨论的核心话题。

本文中提到的十大趋势是当下中国教会为了延续或激活发展的活力而做出的种种挣扎和努力,其中挑战和危机也是中国教会必须直面的。

虽然中国教会和疫情前相比,已经逐渐在转型并且进入到新的一个发展阶段,但中国教会本身的成熟和更好地服事现代社会,是我们一直要面对和承担起的一个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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