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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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迦:曲线传教开启中国现代化大门

作者: 杨子云 | 来源:腾讯文化 | 2014年04月02日 1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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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沈迦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著有《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寻找·苏慧廉》等。

采访:杨子云,腾讯文化高级编辑。

【编者按】苏慧廉,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作为“理雅各的学生、李提摩太的追随者、费正清的导师、胡适的挚友”,二十岁出头的苏慧廉,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开始了他与中国的缘分。苏慧廉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方言,编撰《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将《圣经》翻译为温州方言、将《论语》翻译成英文。近日,腾讯文化高级编辑杨子云专访《寻找·苏慧廉》一书作者、文化学者沈迦,针对苏慧廉在学术出版、中西文化交流领域所做的努力,做了专场梳理。以下为采访实录:

近代传教士修医院、建学堂曲线传教

腾讯文化:这本书的副题是“传教士和近代中国”,副题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传教士”,一个是“近代中国”。围绕这两个关键词,我有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如何在中国传教?第二,传教士从哪些方面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沈迦:近代中国的一个关键词是“现代化”,西方来的传教士是中国的“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推手。“传教士”这个名字非常好地概括了他们职业本身,这些人都是教徒,并且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他们信上帝,觉得信上帝的人生是最好的福音,所以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福音”。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很少的几片没有人信上帝的土地。传教士觉得应该带领这些人信上帝,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带到这里。但在晚清,中国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儒家文化体系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我非常优越的民族,这样的国家哪能接受一个外来人给他讲上帝的概念?

另外,中国人是一个很功利、很现实的民族,去哪个地方拜拜,马上能改变我的一些现状,今天给我生个儿子,明天升官,后天考试能考上,很现实。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并不现实,而是把这个东西寄托在来世。那个时代,外国人叫中国人信上帝太难,所以他们采取了“曲线传教”的模式,他们办医院、办学校、做出版……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容易接受,最后的目的是让你信教。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容易接触福音。

腾讯文化:医院、学校、报馆这些副产品反倒打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

沈迦:对。传教士把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教育模式、医疗模式带到中国。比如,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医疗制度,100个人中,99个人说去医院,其实说的就是去西医院,若是去中医院肯定要强调一下,西式医院模式的奠基人就来自于传教士。甚至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传媒业、出版业也来自于传教士。他们把这些东西带到中国,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文明之路,但因种种原因,这个群体在我们的近代史中被有意无意的遮盖,或丑化。

中国人习惯地称呼他们为“文化侵略者”。并把这个定义写入我们的教科书。又因为宗教的学术门槛相对较高,很多人这方面没有基本常识,很容易就接受了“文化侵略者”的定论,认为他们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我认为这是极其大的误解。因为这样的背景,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点点揭开面纱的工作。

苏慧廉温州方言版《圣经》记录百年前温州老话

腾讯文化:从利玛窦以来,传教士一直充当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苏慧廉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个重要角色。我知道基督教传入中国经过很多波折,最早是唐朝时期的景教,当时用了很多佛教词汇翻译《圣经》,以致人们误认为景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由利玛窦开始,他们找到中国古代典籍中“上帝”这个词来对应基督教的“GOD”,这可以说是(此处多一“是”字了)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利玛窦当年穿着儒生的服装来传教。苏慧廉见到的温州的中国人是拜祖先、拜佛又拜道,苏慧廉是如何让当地人接受他?并处理这种复杂的信仰关系的?听说苏慧廉还把《圣经》翻译成温州方言?

沈迦:你提到这个问题,不论是当初的景教把教堂等基督教术语用佛教名词代替,还是利玛窦穿上中国的服装跟中国高层儒生交流,又或是到苏慧廉来了解地方宗教,他们围绕的目的都是“融入中国”。融入中国的目的在于:先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你接受我,接受我的目的是把我的想法传给你。

另外,每一个传教士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语言,你讲英语,别人听不懂,怎么接受你?所以他们花了很大精力学习中国语言,特别是地方方言,有的传教士穿中国人的服装,梳中国人的头发,穿中国人的马褂,克服了物质条件,吃住跟中国人在一起。在利玛窦、马礼逊甚至到了苏慧廉的年代,英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相比中国差别极大,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融入中国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你接受我,把我的想法传给你。

苏慧廉把《圣经》翻译成温州方言,不是一次就把所有《圣经》翻译完了,而是分几个阶段。比如先把《新约》中的“马太福音”这一章翻完,就开始讲这一段。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就看到《马太福音》的单行本。然后他把其他几个单行本翻完,有五章就做成合集,叫《新约圣书: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这个版本1894年在英国出版,我在大英图书馆看到这个版本,在康乃尔大学图书馆也看到过这个版本。再过了十几年,即到了1902年,他把所有《新约》全部翻完,又出了一个合集本,这个版本现在极少,目前我只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看到过唯一一本。

而且他一百多年前用拉丁文记录的发音是温州城区音,非常准确。苏慧廉的温州话学得很好,西方的理性思维再加上他是一个学者,记录很严谨,无意中一百年前的温州方言留存下来。

苏慧廉编《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确立“苏慧廉标准”

腾讯文化:苏慧廉还编了一本《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这个字典是怎么编的?为谁编的?

沈迦:是为了给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看。他来中国之前,在牛津参加了一个短训,他的老师是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理雅各。苏慧廉的这本字典在汉学界很有地位他选择了四千个字,我们常用的汉字是三千个字,但到底是哪三千个字?今天有具体研究、电脑统计,但是在苏慧廉的时代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总结出哪四千字是中国的常用字,这个工作很不容易。

他用什么方式检出四千字来的?总而言之还是归结于他对汉语的了解。在那个时代,西方虽然开始有统计学,但是简单粗糙。不像今天用电脑,可精确计算词频。他第一个编出了四千个中国的常用汉字。那个时代英国人到中国,拿这本书做工具书。在别的地区,传教士、汉学家要编当地方言常用字,以苏慧廉这四千字做蓝本,上面写着“苏慧廉标准”。

他在做学问方面有非常好的学术修养,他最初的目的只是给后来到温州传教士提供方便,后来觉得这些人并不只是到温州,所以就编更大范围的一本字典给传教士们。

苏慧廉翻译《论语》,背后是对中国文化的敬重

腾讯文化:他不仅把《圣经》翻译成温州方言,还把《论语》翻译成英文,他为何要译《论语》?这个行动背后有没有对儒家文化的认可?比如认为孔子所拜的天跟他们所拜的”GOD”是同一种超越性的力量?

沈迦:苏慧廉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他一生没有改变这个志向。也没有说在中国待久了,学了儒教、道教,就变成道教徒、佛教徒了,他一生坚持他的信仰,到晚年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中国文化为什么这么久远,儒家文化如何影响每一个人?他想搞明白中国文化,所以开始读《论语》、读儒家经典,走访很多道教之地。当他搞明白时,他非常敬重中国文化,他说“我坚持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信仰我的上帝,但对你们的文化是尊重的,你们的文化有生命力”。他对《论语》的偏爱,其中是有这个东西的。

第二,中国的儒家体系或者更早一点的易经体系中,祭祀崇拜中有没有跟圣经“上帝”崇拜有(多一“有”字)相关联的地方?我觉得他一直在探索。苏慧廉晚年的一本书《明堂》,提到了这一点。

腾讯文化:《明堂:早期中国王权之研究》有无中译本。我知道当时利玛窦用上帝来翻译“GOD”时,耶稣会跟罗马教廷是有分歧和争议的,利玛窦认为中国的上帝就是他们西方的“GOD”,是可以打等号的,我不知道苏慧廉在他所写的长长绪论中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沈迦:《明堂》这本书我只能说翻过,因为至今没有标准的汉译本,也没有中国人去研究《明堂》这本学术著作,它是全英文写的。我是为了写这本传记,硬着头皮从头到尾翻完,因为以我的英语程度,对其非常学术的专业语读起来是一愣一愣的。我不敢讲对这本书有非常准确地把握,但我感受到苏慧廉在探讨这个问题,即中国先秦之前祭拜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信仰崇拜,在源头上是否关联的问题。但以我对他的理解,在他的这本书中,他在探求,但没有做出划等号的理解。

腾讯文化: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当上帝把信息启示给犹太人时,同时也启示了东方人”。

沈迦:在利玛窦之前就有这种探索,并且这种探索到今天都没有停止过,只是学术上的探讨、神学上的探讨到今天没有成为主流,中国古人讲的“上帝”跟西方讲的“耶和华神GOD”是否为同一个神,GOD在耶路撒冷启示的同事,是否在世界各地也有同样启示?这是今天在学术界、神学界没有成为主流或者定论的问题,但他有这种探索,我认为苏慧廉写《明堂》那本书就是在这方面做的探索。

腾讯文化:是的,中国古代典籍里有神农氏设立“十字明堂”的记载,基督教的十字长一点,那一竖长一些。中国的“明堂”是正十字明堂。很期待能把苏慧廉这本书翻译过来。

沈迦:我挺期待。苏慧廉神学造诣很高,这是他在晚年做的最重要的研究,很值得期待。

(本文系腾讯文化“腾讯思享会”独家稿件。基督时报网站获“腾讯思享会”独家授权转载此文,不拥有版权,如需转载请直接联系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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