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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苦于不能施爱,那就是地狱

作者: 楚恒安 | 来源:基督时报 2015年02月26日 08:58 |

1880年,俄国文坛“三巨头”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他创作后期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至今仍被称为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小说。

次年,陀氏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2月9日他的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当天去世。

有作家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执着于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经常摆荡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竖立了一座高峰。”

在评论陀氏代表作之一《罪与罚》创作心理的《苦难与救赎》一文中,有作者曾指出陀氏身处的19世纪是个没落的世纪。当时随“欧洲的没落”而来的是一场可怕的灭顶之灾,它或者是充斥着杀戳和暴力的革命,或者是犯罪、堕落、偷盗和一切罪恶的渊源。在那个非理性的时代,人们怀疑一切定论、天生贵贱、王权、信仰。尼采一声“上帝死了”。宣告了理性时代的终结。人类最终从上帝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同时也陷入了虚无之中。

另一方面,当时俄国农奴制改革不久,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引发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使整个俄罗斯社会四分五裂,危机四伏。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无神论的强烈冲击,使俄罗斯传统的价值体系陷入困境。“上帝是否存在”一时之间成为了时代难题。

陀氏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贯串全书(《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了一生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对于陀氏来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世界就只能是魔鬼的闹剧,别的什么也不是。倘若如此,那就“无所不可”,干什么都是合法的了,甚至犯罪。

去读陀氏的小说会发现,笔下的人物展示了人类多重复杂的心理,也因此他被称为心理描写的专家。陀氏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是他作品的特点,其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用鲁迅的话说,那是这位“灵魂拷问师”在将自己逼到绝路后,审视着人类灵魂的全部深度。

鲁迅称陀氏是“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氏通过一桩弑父案讲述信仰、猜忌、理智与自由意志间的道德角斗,道出了人的生存状态与无可逃避的悲剧困境,同时表达着一种思想:在苦难的世界中,人只能信靠上帝,否则便会陷入沉沦。

对于俄国当时的混乱,陀氏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使人们恢复对上帝的信仰,按基督的教导去生活,去忍耐、宽容、自觉自愿地受苦受难以获得道德上的“新生”,他坚信爱“能征服整个世界”。谈到“地狱是什么”这个话题,他借着小说人物佐西马长老回答道:“苦于不能施爱,那就是地狱。

“一般人不愿意将人性的阴暗面展示出来,以为这破坏了生活的美。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相反。恶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应当展示出来让读者知道。”很多读者认为陀氏的作品沉重、压抑,然而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认为这正是陀氏的特别之处:“他敢于面对人性的阴暗、卑劣,敢于呈现生活丑陋的一面。”

同时,汪介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人性的发掘,逼视着人性的阴暗面。他沉郁的风格,与他的经历和精神状态密切相关。”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1821年,患有癫痫病,9岁首次发病,之后间或发作伴其一生。年轻时的他曾对空想社会主义感兴趣,并因参加革命活动在1849年被捕。在被执行死刑的危机关头,改判流放西伯利亚,之后又在当地服役。那10年的时间是他人生主要的转折,在西伯利亚他开始反省自己,思想发生巨变并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苦难的经历对他后期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

1866年,陀氏的代表作《罪与罚》出版,是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核心人物拉斯科纳夫是无神论者,个性矛盾、多变,甚至荒谬。他傲气、自豪,既是慷慨、善良的人道主义者,有时却又冷酷无情、麻木不仁,到了失去人性的地步。

而让拉斯科纳夫甘心以受苦去赎罪的关键人物是梭娜,她是社会上人人歧视的妓女,却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圣洁与救赎,颇具象征性。梭娜告诉拉斯科纳夫:“去承认你的罪过,上帝就会给你新生了。”鼓舞他:“以受苦去赎你的罪吧。” 

梭娜自己保留铜制的十字架,另外把木制的十字架送给拉斯科纳夫,她犹如圣母玛利亚,说:“我们一同受苦难,也一同挂十字架。”梭娜感动无神论者拉斯科纳夫最终决心相信上帝,走上信仰之路,取得内心的平静;基督信仰让他的生命找到慰藉和依靠,使他有了生活的理由。 

1872年陀氏完成了《群魔》,通过的论战性长篇小说的形式从政治上和道德上抨击“虚无主义”,即抨击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他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状况忧心并发出预言,丧失信仰后,俄罗斯民族将走向毁灭。

有人曾说“如果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这种深度涉及陀氏对于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的精彩表现,也涉及人类不变的主题苦难和死亡,但更深的是陀氏对于人类最终归宿的发问。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篇小说开篇以圣经·约翰福音12章24节作为题词,“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而结尾和题词交相呼应,“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快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这再一次暗示了两个关键字眼——复活和不朽。

一粒麦子”是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生命的象征,它证明着生命的永恒。陀氏相信,人在肉体生命结束之后还有精神的生命,人的灵魂是不死的。死亡不能终止生命,而是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复活的进程中,死亡被改变并转向生命。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2月9日他的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当天去世。弥留前妻子为他朗诵那本陀氏在西伯利亚获得后一直珍藏的《圣经·路加福音》,这本书如今还在莫斯科陀氏故居的桌子上放着。

 陀氏去世后,被葬在俄罗斯东正教三大寺院之一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碑是黑色,中部是作家表情严肃的半身像,顶端是个十字架——象征着作家对于基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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