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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张仕颖教授:“路德与卢梭——简论新教的现代性”

作者: 李世光 | 来源:基督时报 | 2021年12月28日 1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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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3日,马丁路德与第三次启蒙论坛(第二季)继续进行,本期讲座邀请了来自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张仕颖教授主讲,本期讲座主题为“路德与卢梭——简论新教的现代性”。

张教授把讲座分成了四个部分:缘起、共同的思想基础、启蒙的主题、现代性危机及启示。

一,缘起

雅克·马里坦在他的思想史著作《改革三家》中提出了“路德发现了人格,笛卡尔发现了思想,卢梭发现了自然和自由”。令人惊讶的是,马里坦认为卢梭并没有在直接意义上受加尔文及其神学的影响,天主教的影响也是极为肤浅和表面的,反倒是继承了路德的新教精神。“尽管卢梭的乐观主义和路德宗的悲观主义形成了显明的对比,但是,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他复活了路德古老的精神,他与路德精神之间的承嗣性,在其早期教育中,要比他与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关联更加值得思考。”

作为列奥.斯特劳斯所谓现代性第二波发起人、注明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众多的西方思想家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应该仅次于马克思,其民权说为中国民权革命的思想先驱黄遵宪奉为圭臬。而路德的影响要小得多,几乎仅限于基督教界和信义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提倡君主立宪必须有国教协同,效法普鲁士和不列颠,提及了路德改教的功绩。在某种意义上,康有为出于强国、救国的现代化实用目标,无意间触及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起源和背景问题。

作为一名宗教改革家,路德是典型的过渡时期人物,介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其思想包含着两个时代的精神要素。因而,国外对路德的研究有向前看和向后看两种进路,向前看即涉及到路德思想的现代意义。目前,国际路德学术界的主流是探讨宗教改革运动与中世纪晚期的一致性,历史神学和史学研究大致如此,如恩斯特.特洛尔奇。但是,现代性思想与路德关系的探讨一直不绝如缕,如卡尔.霍尔强调路德改教的现代性意义。

二,共同的思想基础

路德与卢梭他们两个人都是新教徒。路德的身份是神学家、牧者、宗教改革运动领袖,而卢梭则是自然神论者、福音教导的追随者、非神甫的信徒,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类似于保罗、雅各。

同时,这二者都为当时的时代所不容,同时招致其所属教会的迫害。在罗马天主教会中的路德的形象是教皇通谕中的“葡萄园里的野猪”、胡斯分子、异端、分裂派、路德是为了结婚才改教的,而在激进改革运动中的路德形象则为描绘成“躺在亲王怀中的睡椅博士和猫腿博士”,批评路德是投降派,说他改革不彻底;而对于卢梭,唯物主义思想家如狄德罗和爱尔维修,他们认为卢梭与进步思想格格不入,伏尔泰因为卢梭反对在日内瓦建剧院而讽刺卢梭为“高贵的野蛮人”。

路德与卢梭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者,路德是灵性和信仰中的浪漫,而卢梭的浪漫主义则是情感主义、想象力的放纵。

他们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挽救宗教。在基督教人文主义兴起、教会改革无望的情况下,路德以改教的方式挽救了基督教,纯化了时代的宗教信仰;卢梭则在无神论作为当时思想界时尚的情况下,看到了人类宗教(基督教福音)对于道德的维护作用,提出公民宗教作为社会政治基础的政治哲学主张。

二者都反哲学、实用性。路德从救赎和恩典论的角度来批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1517年的《反经院神学论纲》和1518年的《海德堡论纲》中,路德批判了亚里士多德获得性义德对上帝之义理解的扭曲,夸张地称亚里士多德之于福音,犹如黑暗之于光明。路德思想中虽然含有丰富的哲学观念,但其对思辩地探讨宇宙、神、人等形而上学不感兴趣,甚至于对信仰的逻辑化,亦无系统神学著作遗世。路德神学的主题是罪与拯救,本身就是实践导向的。

卢梭曾言自己的抱负不是大哲学家,只是多少有常识,始终热爱真理。他批判哲学家:有发现真理的能力,但武断、理智上骄傲、自以为是、不热爱真理、只管跟别人砍伐不同,与人争胜,造成更大的怀疑。他主张健全的哲学需要信仰,以免误用理智。他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基本没有建树,主要探讨人性及人的义务。其政治哲学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其道德情感说在伦理学上也独树一帜,其良心神学为基督教的合理性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尽管是一种贬值的情感主义基督教形式的。

三,启蒙的主题

1)自我

路德是现代性意义上“精神性自我”确立的先驱,黑格尔将宗教改革运动称为人类精神的日出。因着信仰,这个自我从托马斯.阿奎那所描述的中世纪“存在之链”之中脱嵌而出,剔除一切中介,建立了人神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信确立了宗教信仰领域的主体性,信仰必须成为我这个独特而又无法取代的个体的信仰,无人能代替我去信仰。教会、团契、其他信徒的信仰能坚定我的信仰,但却无法代替我去信仰。信仰使得人成为绝对的个体、自我或主体。路德关于信仰与上帝之道,人造信仰与真正信仰,人的信仰和神的信仰、信仰与经验相对峙的探讨,无不体现出精神性的自我反思。

信仰与经验之冲突带来了苦恼、麻烦、试探和失望,必然让人充满困惑和怀疑。天真无邪并非信仰的本质特征,人的信仰能力很低,信仰并无确切的把握并肯定自己的存在。鉴于信仰的超越性和内在性,路德发现并确立了内在的精神性自我,这个自我包含着绝对无限的上帝之道并为其所决定。

卢梭的自我,“成为你真正的自我”,这是卢梭一生的座右铭。卢梭基于灵魂和肉体的形而上学二元论,设定了人的自然性自我。自然状态的我拥有自爱和怜悯这两种自然情感,使其独立维生且不会伤害别人。而社会状态下,在理性的资助下,人要抵制文明对人性的败坏,将自然情感转化为公民的良心。良心是一种自然的能力和情感,社会化了的人身上产生的良心源于两种情感的结合:一种是将自身与他人联系起来的自然情感(如怜悯),另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然情感(自爱),因此,良心是内在、自然和自发的。卢梭认为人的本质在于良心,良心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区分。在承认良心作为人的根本自我的同时,卢梭的乐观人性论也使得他认为可完善性是人类的根本特征。

2)自由

自由作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和权利,成为了启蒙运动思想的中心议题。卢梭有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当中。”对于路德而言,自由首先是摆脱罪,因信称义,灵火获得救赎,与上帝和解。因着上帝的特殊恩典和上帝之道中的真理,得到自由,胜过罪、死亡和地狱。藉着内在的信仰自由,路德奠定了新教的自由原则。路德以悖反的方式表达了基督徒的自由:“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主宰一切的自由者,不服从任何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对一切都尽职尽责的人,服从所有人。”前者讲的是信心里的自由,后者讲的是爱心里的自由。经由信心的自由,路德提出“信者皆祭司”,实现了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消除了神圣秩序和世俗秩序造成的地位和身份的差异,现实中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差异来源于职分的区分。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

在卢梭看来,人生而自由,自由是自然的绝对要求,任何形式对人的权威的服从都是与自然相悖的。当然,卢梭不仅把自由当作天赋人权,还谈及信仰自由,、道德自由和社会自由。信仰的自由完全继承了新教的自由原则,卢梭在《山中来信》中明确表示赞同宗教改革的原则,人有不服从外在权威(教会、教义、圣经、启示、奇迹)的自由。

道德自由是指实践意义上,自由意志遵从理性和良心所认识到的上帝意志,与本性里的恶欲相区分,听从良心的指导去行善,尽上自己的道德义务,摆脱因为嗜欲冲动而陷入的奴隶状态,服从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社会自由指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契约,形成有别于个人意志总和的公意,公意体现为法律,使得人们作为主权权威参与者,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享受公民应该享有的正当权益,从而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自由观上,卢梭似乎更加重视现实中的自由权利,自由乃是要在自我和社会中实现自主性。而路德则更加注重内在的精神自由,着意灵魂救赎的宗教事务。自由实际上涉及到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哲学问题,在路德是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卢梭和康德继续面对这一问题,分别以自主性和自立法来作出回答,路德的信心和卢梭的良心都具有使意志服从律法的能力。

3)理性(自然)

路德的理性(自然):在启蒙语境中,自然的就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植根于事物本性之中的东西。路德的理性观念内涵要比启蒙思想的理性观要宽泛的多,他划分了人与上帝关系中的理性与世俗王国中的理性,受造时作为恩赐礼物给与人的理性、堕落后罪人身上出现的理性、新生的基督徒生活中的理性。

路德对理性作出的划分基本上具有理性的批判意义,但是他也因为过分污蔑和贬斥理性的话语而被后世诟病为反智主义者,如“魔鬼的娼妓”。其实,这与路德作为布道者、论辩家和自由的语言修辞风格有关,理性僭越使用,进入恩典和信仰的领域,势必招致失败和嘲讽。康德限制知识以为信仰流出地盘的说法,表现出了学人的谨慎。

卢梭的理性(自然):卢梭对理性或理智也多有批判。与良心相比,理性会愚弄人。理性作为道德基础不充分,理性或犯错,而且反映出人的自私自利,单凭着理性无法克服个体善和共同善之间的矛盾。“单凭理性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它有时候可以约束一个人,但却很少能鼓励人,它也不能培养任何伟大的心灵,要那些卑微的心灵一刻不停的推理,势必会使他们疯狂。”作为情感主义哲学家,卢梭在道德义务领域看到了理性的局限,理性使人知善恶,却无力使人爱善和行善。

4)人性

路德:启蒙思想家对人性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视基督教原罪论为落后的中世纪观念,认为人性和人类经过启蒙和教育,会走向进步和文明,人类社会会进入理性和自然协调一致的理想境界。

路德虽然论述过人类的败坏和世界的罪恶,仿佛对人性和世界持悲观主义的中世纪立场。但如果从人的有限性来理解原罪,从辩证的观点来理解上帝对人类的奇妙旨意,从路德生命中洋溢的人性光辉,我们会发现,基于基督教的立场,他同样肯定人性的可完善性,即称义和成圣,乃至灵魂获救意义上的成义。

卢梭:卢梭缔造了自然之善的教义:人类生命的前文化和前理性建制的原切状况和原切条件,必然是善的、无辜的和幸福的,而是一种善好的心态,一种固有的无辜和幸福的前提,必定属于人性本身。

在人性问题上,路德与卢梭存在立场上的对峙。神学人类学的人性观和人本主义的人性观,在面对艰难的存在处境、婚姻、家庭、教育等问题时,不同的取舍,反映出人本主义人性论的脆弱。

5)宗教理解

路德作为基督教神学家,谈及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异教,主张应用上帝之道而非武力对待异教或异端,体现出了宗教宽容的启蒙精神。但就基督教而言,他秉持上帝之道的启示神学立场,主张因信称义,强调上帝恩典的先在性和决定性,否定善工获救的宗教实践。路德对爱德的论述,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反映出基督教的人性和社会性关怀。

卢梭倡导的是自然宗教,通过自然的景象和内心的呼声,获得对上帝深刻的观念。如果人类都只在心里倾听上帝所说的话,世界上就只有一种普世的理性宗教。上帝所要求的崇拜便是内心真诚的敬拜,上帝所希望的,是受到人们精神上真实的敬仰,这是一切宗教、国家和民族应该有的天职。基督教是与自然宗教最相符合的实定宗教,是最合理和圣洁的宗教,卢梭只以圣经和理性为信仰唯一的原则。最真实的宗教是最具有社会性和人性的宗教,即公民宗教。

四,现代性危机及启示

人格性堕落为个体性:现代性的危机在于人格性堕落为个体性。基督教哲学认为人格是一种完全个体化的实质,本性上是理智的,主宰其行为。阿奎那说,人格是一切本性中最高贵的部分。人格具有神圣事物和精神的实质,超拔于尘世秩序和宇宙,独自构成一个精神和道德的世界。人格凭借自由来达成人的尊严和人格性,其基质是精神性和不朽的灵魂,绝对独立于一切稍纵即逝的想象物和一切机械的可感现象机制之外。个体化与此相反,其原则在于区分,它导向物质和宇宙的碎片化,最终产生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个体为着自己,自己捍卫自己,自己拯救自己,造成了文明自杀,缺乏对超越普遍绝对原则和价值的规范。

世俗化的危机:当今社群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一书中提出了世俗化的三种类型。第一种:与超越上帝的关系退出了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世俗化的空间形成。第二种,信仰被赋予新的形态,对道德和灵性的探讨被置于新的语境中探讨。新语境的特征在于,它结束了对超越领域、对人间福祉之外的目标或主张的天真承认。天真远离任何人,无论是信者,还是不信者,信仰不再成为一种需要遵从的习俗或传统,在世俗化空间中要面对质疑和检验。现代文化发展出的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造成了现代性的隐忧,即意义的缺失。信仰、超越性、普遍性真理、无限性对于现代人生命意义的充实不可忽视。

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之协调:在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下,特别是人文的汉语学术语境下,人本一定就比神本先进?人本一定优于神本吗?要完整地了解西方现代性,必须了解其神学的起源,这也是汉语学界路德研究的意义所在。缺乏内在深度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最终无法持久挺立于世界。卢梭的忏悔、对婚姻和家庭的观点,都折射出人本中心论者心灵之虚弱。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即有人格、尊严和上帝形象的人,追求永恒的真理、自由和无限,要比人世的繁荣兴旺更为可取,这或许就是路德和卢梭思想对于今日世界的最好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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