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家曹禺百年诞辰：关注作品中基督教精神

9月24日是中国现代话剧之父、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北京人艺重排演出曹禺的“四大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作为纪念。在北京、天津、湖北、上海，不同形式的演出、展览纪念活动如火如荼。而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曹禺先生剧作中的基督教精神给予了较多关注，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

著名文学评论家宋剑华教授在2000年发表著作《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自1988年起他用了十年时间，将曹禺的主要作品与《圣经》教义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体系，进而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曹禺戏剧的庸俗社会学解读方式，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与认可。

宋教授在《基督精神和曹禺戏剧的结构模式》一文开篇就提到：“曹禺虽然没有像冰心那样洗礼入教，也没有像老舍那样做过教会的主持，但这并未影响到他对基督教文化的广泛吸纳。（注：1987年，我曾就此问题写信向曹禺先生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1990年夏天，我和田本相先生前去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先生，他再次对我说起过接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一事。）如果我们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纯粹理性精神去对《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这四部优秀作品进行整体观照，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一定会敏锐地察觉到，无论是其主题构成还是悲剧内涵，都表现出一种强烈而浓厚的宗教情绪和上帝意识，蕴藉着他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观。曹禺对于基督精神的敬仰，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认同，我们用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思维方式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曹禺小的时候，物质生活很优裕，但在精神上却感到了窒息和抑郁，他渴望冲破家庭生活的牢笼，他家附近有座法国天主教堂，“当他第一次跨进法国教堂时，他被吸引住了”，从此，他经常出入教堂，参与弥撒及复活节的活动，并且产生极大的兴趣。他自己也说：“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怎样的人生道路？所以，那时侯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一个人生问题吧！”

宋教授认为这就是曹禺精神人格与创作动因的根本之所在。当曹禺以这种文化心态和精神品格进入实际创作过程时，他用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世界末日意识、拯救意识以及博爱意识，精心地构思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悲剧命运四部曲”的主体意念框架，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创作实践，统统纳入基督教文化的伦理规范，进而营造了一个统一的艺术思维模式，即：“恶”（原罪）——“毁灭”（惩罚）——“善”（再生）。

此后诸多学者通过对《雷雨》《日出》等著作和周朴园、陈白露等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在曹禺话剧和基督教精神的研究领域中不断突破：

“《日出》的思想内涵包含在八段引文中。它概括了《日出》的主题,交代了作品的题材、剧作者写《日出》的动机、所要表达的思想及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等等。曹禺说， ‘《日出》引的老子那段话只是借用来概括主题，而不是全部概括,因为后边还引了一大堆《圣经》上的话，全部引语放在前面，是想起代替序的作用，那时我不想写序”：我该写一篇长序，唯一的补救方案就是我在《日出》前面赘附着八段引文。那引文编排的次序，都很费些思虑，不容颠倒。偏爱的读者若肯多读两遍,略略体会里面的含义,也许可以发现多少欲说不可能的话,藏蓄在那几段引文里。”——姜贞爱《日出与基督教精神》

“《雷雨》中周朴园一家对鲁侍萍母子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代表了恶对善的吞噬和毁灭，最后却只有他是清醒的，这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所在，因为周朴园只有在清醒的状态下才能明白自己的罪孽，才能主动地由恶向善转变，在金钱、权力和欲望中堕落甚久的周朴园遭此打击，才良知发现，周朴园最后的皈依基督和深刻的忏悔正显示了这种转变的结果，证明了作者“劝恶从善”的成功。曹禺为周朴园的性格设计了一个由“恶”向“善”转化的归途，首先，他弃绝繁华，将周公馆捐为教会医院,以物赎罪；其次，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去寻找被他逼走了的儿子鲁大海,以唤醒侍萍那发狂了的虚幻意识，用行动赎罪；再次，面对疯妻，自己也成了生命中两位女人最后的赎罪者或仆人。他虔诚地倾听修女朗读圣经，在深刻的感悟中进行良心的忏悔。这种独特的设计，无疑渗透着基督教的伦理意识。”——陈国华《论曹禺《雷雨》中的基督教文化色彩》